从公元前3000年至前2000年之间，当时处于荆蛮一带的鄂州在黄河长江文化的影响下，是一个大发展、大动荡、大交流、大融合的时代，经过近千年的战争与和平的不断交替，产生了除黄河之外的长江中下游一带为主体的鄂文明，从而使鄂人以整体的面貌屹立于中华文化之林，极大地推动了华夏古代文明与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一点《史记·平准书》中有提到过，说江汉平原一带曾经有过“江南火耕水耨”的生活方式，就是说放火烧草，灌水湿润土壤，直播稻种，灌水淹死旱生杂草，不用牛耕、蹄耕，没有中耕，其最重要的技术环节是灌溉，这些都在考古发现中得到了佐证。比如，位于鄂州市华容区段店镇孙彭村的城子山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至西周时期的古文化遗址，此地位于江汉平原与鄂东南幕阜山低山丘陵的过度地带，经对该遗址的发掘，获得了稻米、基盘、粟等植物遗存4733粒，其中新石器时代时期有23粒，文化堆积可分为石家河文化、西周遗存。该遗址石家河文化堆积中出土炭化稻米3768粒，稻谷基盘681粒，水稻遗存的出土概率为36.7%；炭化粟发现23粒，出土概率6.1%；杂草种子狗尾草等共5粒。根据考古学家对出土的炭化稻谷基盘和杂草种子的绝对数量和出土概率分析，发展当时在鄂州种植的水稻在田间收割时，混入的杂草数量相对较少。依此，可以推断出当时鄂州地区在农田杂草管理已经达到较高水平。不过，虽然这一时期农作物中稻占有绝对优势，但已经出现了粟的利用。中国历来都有“南稻北粟”之说，作为北方农作物典型代表的粟出现在地处江南的鄂州地处，意味着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水田稻作的一元农作模式被打破，同时说明当时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存在相互交往农业经济往来。农业生产率先出现并发展较快的地区，与其关联的手工业的发展也很突出，这就就为陶器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得原本主要由妇女和老人们才能从事的制陶业逐渐转变为氏族内部一些富有经验的家族所掌握的专业生产部门，且许多质量上乘陶器成为可以交换换取资源和食物的商品；与此同时大批陶、石纺轮的出土说明当时鄂州一带的纺织业的也有一定的发展。农业不仅为生活在鄂州的先人们提供了比较稳定的食物，使得一些到处迁徙的氏族得以选择自然条件适宜的地方定居下来，而且也使粮食日益成为日常生活的主要食物，加上当时通过农业生产得到粮食不像鱼肉类那样可以在火上直接烧烤食用，因此必须使用一定的炊煮器，陶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陶器的制作首先是为了满足取水和炊煮食物需要而诞生的。例如，位于鄂州市梁子湖区太和镇谢埠村金盆垴遗址，该遗址地形较高，南北长约116米，东西宽约59米，面积约为6261平方米，遗址上现为旱地，西边可见文化层厚约2米左右，采集标本有：甗、鬲足、鬲口沿等，许多陶器底部还发现了布纹，紧密纤细，其质量显然超过同时期的大汶口文化的水平。这说明当时居住在鄂州一带的各大氏族中居民生活质量还是相当高的，他们使用的陶器不仅种类多，器形也是随之变化的，特别是日常饮食有很大改进，其中夹砂罐、甑、鼎、鬲、斝、鬶、盉等炊煮器、温热器种类十分丰富。据资料分析，上述陶器器皿应该是用来煮肉食的，这从侧面说明当时鄂州地区农业不仅发达，且家畜饲养业也相当发达，在普遍栽培水稻的同时，同样的普遍饲养猪狗羊鸡等禽类。生活在鄂州地域的先人在鄂地的狩猎、捕捞、采集、种植以及饲养等生业活动，无不反映出鄂州古人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对自然环境的适应，随着北方的粟进入长江流域，鄂州辉煌而又繁盛的青铜时代也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