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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章 独霸太行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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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得快,转眼就到了十一月。  关外大凌河之战彻底结束。  祖大寿打得很惨烈,然而最终还是投降了。当然,可以说是“诈降”,但是距离真降也没几年了。  围绕着大凌河之战,死在那边的都是援辽的关门遵密之将,还有不少南兵。而辽西九城除何可纲,“效死长山无人”。  太子太保、左都督何可纲还是被祖大寿亲手干掉的……  后世有位姓阎名老贼的人说:可纲知祖大寿降清是诈,不惜以身死,全己忠义之名而取信于虏尔。  大凌河之战中的其他辽将哪去了?他们都在《贰臣传》甲编——  祖可法、祖泽润、祖泽洪、张存仁、刘武元、邓长春、孙定辽、刘良臣、刘泽洪。此外还送了一万多将士给皇太极。  能在《贰臣传》列名甲等意味着什么?  就是曾经给鞑子拼了命的干活才有资格上榜。钱谦益那么有名气的大佬,不过也就是个乙等。  原历史线的洪承畴也给鞑子效力了,辛辛苦苦干了二十年,爵位就是个不入流的轻车都尉。人家祖可法、祖泽润、祖泽洪都是子爵。这两个爵位之间还隔了个男爵,差得多少自己想。  不久的将来,六十多岁的祖大寿第二次投降,那归附鞑子的辽将就更多了。而祖家一门在满清的官爵更是蔚为壮观。后人有在辛咳革命时殉清的,也有把祖宗坟墓卖去大家拿的,也是一桩奇谈。  对了,祖大寿四儿子祖泽清后来跟着吴三桂造反了,被抓获,凌迟处死。  唉,又扯多了。  再早一些,皇太极率军千里奔袭,破边入寇京师,一战功成。皇太极在鞑朝中威望大涨;代善和莽古尔泰的权力被进一步虚化和削弱;八旗将士们自信心暴涨。  经过大凌河之战,皇太极又学会了围点打援,建立起能战的火器营,懂得了少屠城多招降……  建奴崛起势不可挡。李自成干着急没办法。  想一想要做点啥才能扯他后腿?  如果历史线没改变,暂时应该不会变,那么再有两年,建奴会在大同一带放肆劫掠。  到时李自成肯定会跑过去肛一下建奴,革命军对阵八旗,谁强?  结局未可知,但可以预先做些对策。  李自成打皇太极,就相当于己方带着夜视仪跟对手打夜战,他们是瞎子。建奴不了解革命军,但是李自成对他们的底细门清。  明年抽时间编练一支新军,完全仿造八旗建制和打法,先来几场模拟对抗演习。将来让鞑子匹马不得出关!  ……  忙碌到十一月中,进剿九条龙的事宜已经准备妥当。  王肇生等地方官们默许了革命军行动。反正在他们眼里是贼打贼,谁灭了谁都是快事。  张承宠如约派出八百多卫所兵助战。他没亲自出面,由指挥同知陈承业领军。  革命军这边是张能出面挑头——张道濬名声在外,“投贼”一事暂且瞒住,遥控指挥就行。  除了张能本部人马,还有李过的两哨、新兵营两哨;还有王屋山副哨胡二牛带来支援的两支小队;还有李自成的教导营、火器营。革命军总兵力四千多人。地方民壮也雇佣了七八百。  九条龙当了十多年草头王,自然不愿无条件投降。那就对不起了,开战!  他的老兄弟在上次官军进剿时就死的差不多了,这回只抵挡了十来天便溃散。  张道濬头一次带兵出战比较谨慎,在深山老林里每行军一里地就整队一次。革命军稳步推进,追杀九条龙残部七八天,肃清大股残余。  九条龙窜入山沟要逃跑,不幸被从天而降的手雷炸死了。  此战歼敌四百余,俘虏七八百,收获粮草财物一批,夺得大片根据地。  革命军死伤三百余——山地战艰苦,其中非战斗减员七八十个。有掉山崖摔死摔伤的,有冻伤的,有因卸甲风嗝屁的,还有些落单的不幸被豹子野猪弄死……  协助的卫所兵只死伤了五六个。他们本就是壮声势的,不担任主攻。  统兵的指挥同知陈承业在太行山里狂收人头。除了小孩的不要,余者几乎无一幸免。  原本妇女和白头发首级是不能记功的,然而官军为了杀良冒功,有人专门学过染发、化妆之术。他们能把老人打扮成年轻人,甚至把女人打扮成男人……  官军搞的太过分,张能出面严厉制止时,对方已经割了四五百人头。  战后有一百多卫所兵“投贼”,惹来张承宠一通抱怨。他手下能战的兵原本就没几个了。  天地良心,革命军并没挖墙脚,卫所兵们都是自愿入伙。大概是他们看到革命军吃的好穿的暖,军饷又足。  一般人哪有什么革命觉悟?唯一驱使他们造反的动机,早期就是:吃饱饭,活下去。  张道濬班师凯旋。张能继续在山里清缴残匪。  太行山里的寨主不止九条龙一位。  官府对地方的控制力非常弱,稍微偏远些的山区往往都有土匪活动。即便号称盛世的康乾年间,离京城不过百十里的地方都有土匪山寨。  革命军要独霸太行山,不投降的统统灭掉!  这次俘虏不能简单遣散,拉回来服劳役。让青壮俘虏们出工给修路收尾,好歹能省点钱。  修路民工们使用的是最原始的锄头、十字镐、铁铲、撬棍、扁担、竹箕、草绳、钻子、大锤、炮杆、黑火药等工具。方式跟三百年后修滇缅公路差不多。  挖出毛路,夯实,碎石当路基,表面用煤渣铁渣沙砾铺平,石滚子反复碾压若干次,硬化路面,两侧设排水沟。完工后堪称明代版高速公路。  明代累计修了超过五千多公里长城,烽火台无数,工程还多是在荒郊野外崇山峻岭间。  有那人力财力物力,足够在平原修两万公里宽阔平整的官道,那带来的益处可就太大了。  要么在黄河两岸建“长城”也行啊,能免多少水患少死多少老百姓。功德无量。  唉!又多扯淡了。  现时运输车辆都是硬木轮重载车,对路面损坏很大。只用不修,什么路都得坏。  李自成一开始还不好意思再收养路费,但是沿线商贾纷纷慷慨解囊。他们表示从没见过这么好的路,一定要维护下去。  尤其是从革命军手里得过好处的财主,干脆利索的甩出几百两银子,眉头都不皱一下。  李自成谦虚道:“这也不必。养路主要是人工开销,一个月也花不了几两银子。”

陈大义拱手,“鄙人对革命军佩服之至,愿追随大统领麾下。”

他之前得了门蜂窝煤生意。工场量产后正好入冬,煤球一经推出,供不应求。  这玩意儿没啥技术含量,原料之中土就不说了,煤渣在附近便宜的就跟白给一样。再加上李自成提供的简易手摇煤球机,三五个工人一天能做七八百煤球。  煤球好啊,既便宜又实用。  为啥北方到处流行烙大饼?  尤其北方平原,树木少,柴禾少,秸秆还要喂牲口呢。总之燃料不好找。再说那些玩意儿占地大热效低,做个饭死费劲,又要人专门守着续火。  而且还要留着盖房子,要为了冬天取暖以及喂牲口等等,尽量省着用。再者穷人能有多少田,哪有那么多秸秆烧?  所以,不是大饼煎饼多好吃,是因为省燃料。  比如把铁锅翻过来,弧面朝上,底下烧点枯枝树叶,茅草都行,把面团擀薄了往上一摊,翻两下就熟。  熬米汤蒸馒头烧一锅水要多少燃料?以面条待客为上礼就是这种传统习惯的遗留。(我瞎扯的)  穷人平时连白开水都舍不得喝,熬米汤时才能捎带喝口热水。何况就冬天想靠茅草秸秆把炕烧热乎,那得要多少啊。穷人只能硬抗,适者生存。  “早起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柴排第一位。  一到灾荒年就有“炊某骨以为薪”也说明了些情况,可见古人的燃料问题相当严重。  李自成传给老陈的还有配套铸铁炉子、铁皮烟筒等,销量大好。往年冬天多有烤火盆而煤气中毒的人,这回就安全多了。  清代,“嵩文恬公以刑部尚书为内务府大臣,竟死于煤气。”

“数千百年来,华人无祛除煤气之法。有之,自洋炉入华使之。”

就是加个烟筒的事,能有多难?火炕都有烟道,火盆上咋想不起来弄一个?搞不懂。弄铁皮虽然费点劲,但并没有难到做不出来。  不过,能烤的起无烟炭盆的都是有钱人,去死吧死吧。何况穷人住的破房也谈不上密封性,冬天想闷死不容易。  陈大义这人也是磊落汉子,几个月来看着革命军所作所为,观念慢慢转变。他现在居然心甘情愿“投贼”了。  革命军将来免不得还要四处流窜,陈大义待在地方的作用更大。当下李自成细细叮嘱他一番。  还有郭壁镇原本近乎破产的老韩,从大统领这里得了五十多种疗效超群的中成药方子。  老头儿延请医家验证了数方,喜出望外,瞬间年轻七八岁,誓要大干一场。  现在优先生产的是云南白药改名来的上党白药和冻疮膏,革命军大量需求。  还有纳税土豪得了水泥生意。这东西比黄泥、三合土好,附近大修堡垒的村镇多来采购。  简易水泥成本不算高,但是李自成也没奢侈到买来铺路。将来有闲钱再说。  贾富贵和王重新合开的玻璃工场还没有正式投产,刚出了试制品。  新出的玻璃镜子光亮无比,上到东家下到工人,看了之后无不欣喜若狂。他们从没想过自己手里还能造出这种“神物”。  古代一直用铜镜。  铜镜并不是由纯铜制造,开始是由含锡量较高的青铜铸造而成。  汉代时出现了一种特殊铜镜——透光镜。  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在将光源对准铜镜正面时,它反射出的映像是铜镜背部的花纹和铭文,而不是纯粹的“光的反射”。  倒映出来的结果仿佛是光源从背后穿过了“镂空”的铜镜一般,极具神秘色彩。  在光学和力学原理尚未被发现,或者说尚未成为体系知识流传时,这种镜子堪称物理学上的奇迹。  可惜的是,“透光镜”的制造技术在宋代就已经失传了。即使在宋代之后再过一千年也无法复制。  大人物视察博物馆时还曾询问透光镜原理,然而当时的专家并没研究清楚,自然无法做出解释。  倒是沈括曾在《梦溪笔谈》中有所暗示:“以谓铸时薄处先冷,唯背文上差厚,后冷而铜缩多。”

意思是铜镜中有铭文的地方厚一些,冷却得慢,铜收缩得多一些;别的地方冷却得快,铜收缩得就会少一些。  后世专家们得到启示,经过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铜镜透光是因为表面厚薄分布不均,但是这种不均的差异只有几微米,并非能肉眼可见。而且这种特殊的形变并非纯天然,与工匠打磨的方式也有关。  但显然,那种打磨方式已经失传了。  古代无论哪一种铜镜,新铸成时镜面并无光泽,需要经过一种叫“玄锡”或“水银沁”的“磨镜药”(汞,钾、钙等混合制成的金属粉末)研磨抛光后才能正常使用。  用一块白毡蘸上“磨镜药”,将其涂抹在镜面并反复磨擦,之后便成了光亮可鉴的镜面,方可照人。  玻璃镜子用脏了随便擦一擦就可以恢复原样,但铜镜用得时间长了会生锈发污,用布是擦不干净的。  所以古代有一种专门的职业——磨镜匠,就是给镜面再涂上一些“磨镜药”,稍加擦拭就可以光亮如新。  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有句——“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  徐孺就是徐稚,东汉名士,幼时家境贫穷,从事过磨镜的行当。  早前磨镜所需的材料,铅、锡、汞等等并不是寻常之物,但却是道长方士们炼丹用的最基本的原料。  于是炼丹方士们往往会兼职做磨镜的活儿。  比如,南北朝的《上清明鉴要经》记载——  “昔有摩镜道士,游行民间,赁为百姓摩镜,镜无大小,财费六七钱耳。不以他物摩也,唯以药涂面拭之,而镜光明不常有。”

这是有记录的古代最早的磨镜方法。  唐传奇小说《聂隐娘》中就有一位“磨镜少年”。  “忽值磨镜少年及门。女曰‘此人可与我为夫’。白父,父不敢不从,遂嫁之。其夫但能淬镜,余无他能。”

这位忽然冒出来的“余无他能”,只会磨镜的少年,竟能被聂隐娘点招为夫。这一情节初看来不可思议,但在当时却合情合理。  因为磨镜本就是一项绝技,自古以来就几乎只在道士方士们之间流传。  比如唐朝诗人刘得仁在《赠道人》中写道:“长安城中无定业,卖丹磨镜两途贫。”

可见兜售丹药的道人也顺便磨镜。  所以,《聂隐娘》中的那位“磨镜少年”,隐藏身份很可能就是修道之人。  原剧情中,聂隐娘师徒杀人之后,常用一种神奇的药水将尸体溶解,能做到“毛发不存”。那种秘药说不准就是“磨镜少年”提供的。  道士与磨镜客二者重叠,更典型的例子当是吕洞宾。  《唐才子传·吕岩》记载:“……又尝负局奁于市,为贾尚书淬古镜,归忽不见。留诗云:‘袖里青蛇凌白日,洞中仙果艳长春。须知物外餐霞客,不是尘中磨镜人。’”  道士们之所以磨镜,除了赚点钱外,更重要的是以之修道。  《侍帝晨东华上佐司命杨君传记》中,九华真妃有云:“眼者,身之镜,耳者,体之牖,视多则镜昏,听众则腑暗。妾有磨镜之石,决腑之术,即能彻洞万灵吵察绝响可乎?”

这就把修道与磨镜联系了起来。  九华真妃认为如果外界纷繁复杂的干扰太多,会影响人的认识,而通过“磨镜之石”的磨治修炼,能使人明察一切,体悟真道。  修道如同磨镜。镜的制造过程是炼,与道的修炼过程是一样的,故而在道教经典中,以磨镜喻修道的例子较为常见。  直到北宋以后,磨镜法才渐渐摆脱道士的垄断,进入大众视野。  《梦粱录》即载有:“修磨刀剪、磨镜,时时有盘街者,便可唤之。”

明代流行有诗句:“云想衣裳花想容,宝镜绰约映春风。难见庐山真面目,拨雾还赖老磨工。”

刘伯温在《多能鄙事》中记载有三个磨镜药的配方。其中一方所需材料分别有“白矾(六钱)、水银(一钱)、白铁(即锡,一钱)、鹿角灰(一钱)”。  做法是“将白铁为砂子,用水银研如泥,淘洗白净,入鹿角灰及矾,研极细始可用。如色青,再洗令白”。  用锡作为研磨剂中的研磨粒;白矾、水银作为研磨剂的材料,再加上一定量的鹿角灰调匀就是一副上好的研磨剂了。  最后再使用光亮剂对镜面进行抛光,“顶骨(烧灰)、白矾(枯)、银母砂各等分,为细未和匀”。铜镜如此处理一次至少可用半年之久。  铜镜的效果并不比玻璃镜差多少,“鬓眉微毫可得而察”。  可是铜镜毕竟是昂贵之物,一般小户人家哪里用得起。  玻璃镜可以先作为奢侈物推销,等市场差不多饱和后,工场里量产的水平应该也提升上去了,足够进入寻常百姓家。  作为替代窗户纸的平板玻璃同理。  此外还能开发各种新奇的玻璃产品——  比如玻璃瓶子。里面装上汾酒,加个高档盒子好好包装一下,绝对高大上。走亲访友佳节馈赠,拿出去倍儿有面子。  近视镜和老花镜销路也广;附近炼铁的多,墨镜也有需求;还有望远镜等等。  暖水壶有些难度,李自成没空指导他们。②宋朝就有暖水壶,可能是用玻璃涂银做,后来应该失传了。  当前李自成虽然抽的商税不少,但多数商人还算拥护革命军。因为李自成不光给他们提供了发财门路,而且在他治下,商人不再是贱人,地位高。  还有,修桥铺路改善交通;整治营商环境;清理街面卫生;低息贷款扶持;纳税人子弟免费读书,还有纳税大户参政议政等等措施,让众商人心服口服。  现在的商业极幼稚,李自成随便传授点理论都够他们吃一辈子。很多商人连动态定价法都玩不转,更不知道锚定定价、成本定价、竞争定价等等概念。  还有,取缔牙行。  牙行就是中间商,堪称无本万利。  在明代商业社会,领取官府牙帖的牙人在地方上有很强的垄断性。他们能依仗的,就是张盖着户部大印的牙帖,靠得就是这张虎皮吃了卖家吃买家。  行商千辛万苦将货物运到当地,并不能自由发卖和采购。一买一卖,中间都要受制于牙行。  牙行主人仗着有官府牙帖,一进一出坐收厚利不算,而且对销货的事情并不热心,往往闹得行商的货物一年二年的都销不完。  若货物是一坨铁疙瘩还罢了,若是吃的呢,多放段时间可就完蛋了。  因为有仓库租金,反正牙行不卖货仍然有收入。  从牙人手里结款更是难上加难。  这是个很大的商业弊端。  历朝历代为什么要设立牙行牙人这种看来收益很小,又明显违反市场规律的事情?  实际上是朝廷无力管理复杂的商业行为,无法从中获得利益,只好通过将利益出让给个人来获取少量的收入。  可以把牙人看作是一种官府的包税人。类似的例子还有明清的食盐专卖体制,就其本意来说如出一辙:通过最简单的方式获取财源,简化管理。  至于它所导致的结果,国家应有的巨大财源在变相包税制下反而年年减少,甚至亏损。  总说大明的税轻,其实商人的负担并不轻。钱都去了哪?大多花费是消耗在各种“明规则”和“潜规则”上了。  革命军抽的税明面上看着是重很多,实际上就是把某些“潜规则”明规化,做到征税有法可依,减少那种灰色领域。  而且他们若用农工商钱庄发行的纸钞交税,也免去了火耗陋规。  “火耗”制度起于明万历年间。碎银熔化重铸为银锭时会有一些损耗,因此在征税时就会提前多征一部分。  各地加征额度没有定规,加正税的百分之十已经足够多了,可有些黑心官会弄到高达百分之四五十。  多出来的自然被层层贪污了。  用一个笑话打比方——  巡抚去京城开会,会议上三令五申强调:除了朝廷规定的款项,各省不许私自增加任何乱收费项目!  巡抚回省给一众知府们传达朝廷精神:除了朝廷和省里的款项,各府不许私自增加任何乱收费项目!  知府再给所有知县传达朝廷和省里的精神:除了朝廷和省里的、府里的款项,各县不许私自增加任何乱收费项目!  知县再回去传达给乡镇:除了朝廷和省里的、府里的、县里的款项,各乡镇不许私自增加任何乱收费项目!  乡镇又回去给里长传达:除了朝廷和省里的、府里的、县里的、乡里的款项,各里坊不许增加任何乱收费项目!  里长继续传达给村长……  “火耗”一项每年就有四五百万两银子,九成进了私人腰包。  银子融化有损失,粮食运输也有损失,都要有额外加派。  比如征收这些大米你得挑到县库吧,挑不来怎么办呢?里甲派人征收,派人就要额外的费用,帮你运输又要费用。县太爷还得往府里送,府里送省里……这一层层送上去,要运费,要人力,仓储要有损耗,相关费用统统加派到纳税人头上。  再比如“淋尖”、“踢斛”。  加派的办法有很多种,用大斛征收,小斛发放那是作奸犯科,不是加派。  征粮的时候,正常情况粮食倒进斛斗和口沿平齐就够了。可是实际上不行。你得继续往斛里倒粮食,直到上面堆成尖尖才算,这叫“淋尖”。  “淋尖”的前后还有“踢斛”。  粮食松散,倒进斛里还要踢几下让它紧实些。“淋尖”之后再来几脚,撒出来的部分不算,你要继续再倒满堆成尖尖才算正式征收的。  “踢斛”要高手操作,把斛踢倒了不算,踢轻了撒出来的粮食少没油水,所以角度力度都要掌握的刚刚好。高手们真是屈才了,应该加入国足。  (“石”即是重量单位,也算容积单位,一石等于两斛。一石粮应该是用容积工具称出来的重量。弄不懂为啥不直接称重,是因为自古麻袋少,不好装,所以后来就懒得改了?)  而且送交钱粮时还会被经办人员挑毛病,借故吃拿卡要,还要再盘剥一层。  用纸钞交税就可以完全避免那些弊端。革命军也省事,省了费精力鉴定银子、铜钱成色等等。双赢。  至于纸钞信用,当前用的是粮食这种硬通货做背书。粮店保证随时有现货。  若想只靠革命军武力做担保,根本行不通。就算人家勉强捏鼻子认了,背后指不定骂成什么样了。失民心,不能那样干。  所以综合来看,革命军的税反倒轻很多。而且还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如果土著们将来把税法研究通透了,还能学会合理避税,那就更爽了。  再者革命军大宗货物采购一律分期给现钱,完整账期不会超过三个月。并且尽力推广这种方式。  实在不愿意接受纸钞的给现银——这种商人以外地的居多,他们还不大信任纸钞。  现金流对商户太重要了,再加上取缔了牙行,外货进来至少能便宜两成以上。  商人,不管是坐商行商还是开工坊的,对一个正常社会来说绝对不可或缺。  那为啥历代都有重农抑商的传统?  所谓重农抑商,放到后世相当于——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重视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打击金融投机及非法集资金融诈骗。  自古以来农业才是实体经济,商业被认为是投机倒把。所以重农抑商也就不足为奇了。  随着农业发展、手工业进步和商业的繁荣,资笨主义迟早出现,商人抬头势不可挡。  万历年间,朝廷开始允许商人子弟以“商籍”参加科举,算是个萌芽吧。  ……  革命军在当地盘踞日久,声望日益增长,老百姓们也收起了小心。  当然,暗中诋毁“短毛贼”的很不少。土豪劣绅之流也就算了,不少根正苗红的劳苦大众也跟着吆喝攻击农民军,令人无语。  总的来说,还是“认可”革命军的“良善”多。  有个裁缝,给大户家里做衣服时不小心办砸了。东西挺贵,价值十七八两银子。  弄坏了肯定要照价赔偿,但他又没钱。无奈之下便想把女儿卖了还债。  裁缝东跑西跑,人家出到四两的便是上等足数,再也添不上去。  一般来说,买个十三岁以下或者是粗使丫鬟市价也就三四两;能做个家常饭,会伺候人的大概要十两左右;能做出一桌酒席,再有几分颜色的要几十两;精通吹拉弹唱的就奔着上百银子去了。  裁缝无奈之下就把闺女推销给了短毛老爷。李自成爽快的掏了二十两银子买下。  大统领真不是要扩充后宫。小姑娘才十四岁,虽然到了大明法定结婚年龄,虽然长相挺喜人,但不能禽兽不是?  落到他手里总比给老财做奴强。  至于说哄抬人价,起码没啥坏处。苦主能多拿点钱,革命军里也能多补充点女人,还能打击地主们的嚣张气焰。三赢!  又有个小商人来求见大统领,他想让短毛给自己老爹题个墓志铭。  李自成问完生平,提笔书写——  初从文,三年不中;改习武,校场发一矢,中鼓吏,逐之出。又从商,一遇骗,二遇盗,三遇匪。遂躬耕,一岁大旱,一岁大涝,一岁飞蝗。乃学医,有所成。自撰一良方,服之,卒。  ……  还有些老百姓纷纷前来祈求“贼青天”为民做主。  刘善村有个童生,家里六七十亩地,之前都佃给两户远房亲戚耕种。  某个亲戚在王家租田已有三十多年,在他的相应租帐上,童生爹早批了一句“奸刁之极”。另有补充语:“其田甚好,千万勿被佃人蒙惑让谷。”

老头一死,家里就剩下孤儿寡母。亲戚先是开始少缴佃租,慢慢找理由拖欠不给,后来完全不搭理了。  “穷人天生是好人,有钱人就是坏蛋”的理论靠不住。  寡母胆小,只能偷偷抹泪,不敢招惹麻烦。她靠着另十来亩地租,又在工坊里给人炼制硫磺,勉强养家糊口。  童生年龄渐长,书都快念不起了,于是不顾母亲劝说,去跟亲戚理论了几次。当然无果,后面还被打了一回。他气急之下,跟母亲闹翻,执意找上了“贼青天”。  乱世用重典,李自成将佃户当众“绞立决”——以劝说农民交租交息。  这事吓坏了一干人,有些地主老爷都觉得短毛太过分了。  地主老财欺压佃户奴仆的更多,比如窦庄就私设有公堂和地牢。  只要没闹出人命,李自成尽量少杀大户。又劝说地主减租减息。  唉,地主比佃户待遇高啊。  李自成虽然时时刻刻都在窥觊大户们的财产,但是眼下只能以“治病救人”为主。  统战是一个重要因素。此外,很多老农尽管种了八辈子地,可他们连日历都看不懂,农事往往依靠地主指导。这也是乡下老爷们身份尊贵的一个原因。  李自成暂时也培养不出农技员,将就着过吧。  ……  还有些卖断身契的奴仆逃奔革命军。  这些男女按常理算私人财产,有胆大的土豪就上门讨要。  明初朱元璋规定只有勋贵和三品以上官员可以蓄养奴婢,其来源还是朝廷发给的官奴。  后来,地主需要奴婢伺候,贫民要卖身葬父,社会需求旺盛,双方一拍即合。私下的买卖人口就泛滥了。  为了躲避律法,双方采取干爹干女儿的方法钻空子。明中后期管制渐渐宽松,不过称呼主人爹娘的传统仍然留存了下来。  (古代如果某个土豪有大量奴隶,那随时可以转化为兵源。有地有粮又有兵,若他们在地方上胡整,皇帝可就坐不稳龙椅了。后期人力资源丰富,使用佃农、长工的综合成本已经比蓄奴低了。之后奴婢也就少了,他们的工作也变成专门伺候主人饮食起居。)  李自成本不想搭理那些老财,但考虑到要搞好“群众”关系,每个逃奴补了原主五两银子赎身费。倒也没人敢嫌少。土豪们反倒觉得短毛挺好说话。  还有一桩案子,牵扯到革命军。  现时大户人家愿意出高价雇佣厨娘。反过来,府里有厨娘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能做大席的才能算厨娘。  厨娘这份工作好啊!吃香喝辣工钱又高也体面。  那就有男人眼红了。  二刈子闪亮登场。  他天生一副女相,从小又扎耳朵眼儿、学女人做派、学女人说话、学化妆、学女工等等。  伪娘养成之后,成功混入大户后宅。  这个二刈子本事大,连人家女眷都分辨不出“她”其实是个男人。  后生刚开始单纯为了挣钱,时日一久又起了别样心思。近水楼台嘛,他在精心谋划下把主家女眷勾搭上了。  天下哪有不透风的墙。  第一次事发,那户人家顾忌脸面,没好意思声张,只把二刈子赶走了事。  小白脸回家歇了段时间,接着到了阳城,重操旧业,顺利进入许宅。  许老爷家住许庄,在城里宅子养了两房妾,往常每个月只去小住三五天。  这对二刈子可太遂心如意了。不到一个月,他就半强半哄的勾上了许老爷小妾。他在温柔乡里一舒坦就是小半年。  但是这人要倒霉起来,喝口凉水都塞牙缝,放屁都砸脚后跟。  许老爷有个儿子是色中饿鬼。他从外地回来后偶然进了趟城,乍见“厨娘”颇有姿色,当时就欲行不轨。  伪娘自然誓死不从,结果事情就败露了。  这还了得!?可把许少爷气个半死。  “吗的!男人也照干!”

许少爷要强上,幸亏二刈子身手敏捷,及时跑掉了。  许老爷得知后还不愿声张,可许少爷气不过,弄清二刈子下落后闹腾起来了。  “我也不白拿人,一口价三百两银子。人我带走。”

原来二刈子走投无路,暂入革命军躲避。  李自成还吃过他做的“炸八块”,手艺了得,确实是个好厨子。  那也不能包庇。冯起龙调查一番,审明无误。  二刈子结局惨的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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