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要务，贝勒应当坐镇京师指挥前线，将命令下达给前方各部的将帅官吏即可。这样子，又尽了孝道，又能指挥作战，岂不是两全其美？”

李鸿章则站出来说了不同的见解：“臣并不这样认为，官员丁忧，虽是朝廷的祖制，但是特殊的时期，应当特殊看待，眼下，国家正处于危急存亡之秋，任何礼制道义，都敌不过国家的安危存亡，这才是大是大非。何况，危急之际破例不行丁忧之制，并不是没有先例。咸丰二年，曾文正公得母讣闻，回籍奔丧，在为母守制期间，恰逢太平天国起事，朝廷特旨允许其中断守制，以在籍侍郎的身份编练湘军。尔后，咸丰二十七年，其父又病逝了。曾文正公回到老家办理父亲的丧事。曾文正公向朝廷请旨在家为父亲守制。但是，军情紧急，在守孝不到一年之后，他老人家又奉旨披挂上阵了。而贝勒，就如当年的曾文正公一般，是我大清的擎国之柱。值此关键时刻，唯有贝勒一人可力挽狂澜。望朝廷特旨，让贝勒‘夺情’，戴孝作战。”

（夺情，又称“夺哀”，指对于重要岗位的官员，在其父母去世后，不允许他辞官三年，而是让他继续留任，或素服办公。或者是官员正在丁忧，还没满三年，但朝廷有要事，提前启用这名官员。）慈禧听完，先是叹息了一声，“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将啊——偏偏守孝跟战乱这两件事，都让你给撞上了，自古忠孝难两全。我们还是让当事人自个拿主意吧，载洸，你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