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我去看望了方校长。方校长是我的小学校长，今年已经八十五岁了。她一直住在和学校只有一墙之隔的老院子里，那个老院子解放前就在了，老院子里有四栋并排的两层高的小洋楼，一直是学校的领导住的，方校长在那里住了四十多年。我去的时候，方校长正在老院子里扫地。见着我，她很开心，一下叫出了我的名字：“阿慈，你来了，快快来坐。”

从我当她的学生起，她就一直留着一头银褐色的短发，总是梳的整整齐齐，夏天的时候，她喜欢穿的确良的衬衫，尽管那个年代的确良已经有点过时，但她总是把衬衫熨的整整齐齐，配上灰色的长裤和一双黑色皮鞋，她本身个子就高，身型又挺拔，在女教师当中总是特别醒目。现在她年纪大了，身子有些佝偻，但还是保持着教师庄严的姿态。她一边让我在小院子里的一张藤制椅子上坐下，一边给我拿了些水果来。“阿慈，你不要客气，吃点水果。”

她笑眯眯地看着我：“这两年来看我的学生少了，你来，我很开心。”

“方校长，您气色特别好，身体还好吗？”

方校长摆摆手：“这两年不太好了，眼睛不太行了，不太能长时间看书，精神也不是特别好。但就是天天隔着墙，能看到操场上学生在运动，也就不觉得自己老了。”

方校长是我阿嬷的同学。她和我阿嬷一起在那个小岛上长大，她的祖上是岛上的大户人家，从小家庭条件很好，阿嬷和我说，方校长小的时候就很会弹钢琴，她一直很羡慕。阿嬷小的时候也喜欢弹钢琴，但那时我阿嬷家道中落，父母双亡，她外婆管着钱，不愿意出钱给女孩子学钢琴，岛上有对牧师夫妻，看我阿嬷聪明又有资质，就允许她每周日在礼拜结束之后可以用钢琴，牧师的妻子会教她弹一些圣经歌曲，但没学多久，牧师夫妇就搬走了，阿嬷就失去了继续学习的机会。“可是玉芬不一样，她家里有钢琴，天天都可以弹，她爸爸还给她请了一个音乐教师，每周都去她家教她，我很羡慕她，有的时候她会带我去她家弹钢琴，我就很开心。”

玉芬是张校长的名字，阿嬷直到现在每每提起，还是觉得羡慕。解放后，方校长去读了师范学校，后来一直留在那个小岛上，当老师，嫁人，生子。她的先生是归国华侨，最早在南洋长大，解放后回到祖国，在小岛的中学当历史老师，到五十年代时，当上了副校长，当地人都觉得方校长嫁得好。不久后，她就生了一女一子。阿嬷说：“玉芬的前半生过得很平顺，但她的后半生就很艰辛。”

幸福的日子一直到六十年代，方校长的先生被批斗，她也因为原生家庭受牵连，丈夫没几年就死在了狱里，她自己则被下放到北部的农村。儿子因为家庭原因在学校被排挤，想不通，在十二岁那年选择了自杀，小女儿则被寄养在农村亲戚家里，但和母亲关系变得非常疏远，到了八十年代初，方校长终于被平反，但是小女儿则不再愿意跟着她，通过各种关系，很快就出了国，而且再也没回来过。方校长从那时起就一直孤身一人，阿嬷觉得，大概家庭让她无所寄托思绪，所以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了教育上。她对学生就像孩子一样好，有碰到家庭困难的学生，会拿自己的工资接济，有碰到父母无暇照顾的学生，会接到自己家里住。那时，方校几乎全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在工作，年年春节都在学校度过。很快，她成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的省级特级教师。我读书那会儿，方校长已经退休返聘了。我阿嬷都已经退休好多年了，方校长依然奋斗在第一线，她坚持每个月要下到每个班级去带一节课，而且那么大年纪了，她依然能记住绝大部分学生的名字，上课的时候，不需要班主任提醒，她就能在点名回答问题的时候清晰叫出学生姓名，甚至不少毕业了几年、几十年的学生回校探望，她都能第一时间回忆起学生的名字。她讲课的时候有一种特别的魅力，不同于那时一些带有口音的中青年教师的“地瓜腔”，她讲课时总是字正腔圆，不紧不慢，显得从容又和蔼，而且她不喜欢拿课本，她喜欢上课时和每一个学生作眼神上的交流，遇到好的学生，她会微笑表扬，遇到不认真的学生，她也不随意批评，而是会通过敲敲桌子的方式暗示。但方校长的职场也非一帆风顺。我记得小学二年级时，学校突然空降了一名党委书记，是一名四十多岁的姓张的女老师，总是将头发高高盘起，戴着一副黑框眼镜，不苟言笑。那时我不懂，只知道来了一名学校我领导，却记得很深刻，有一次我的家长在吃饭时严肃地讨论起这个话题：“听说是从教育局调来的。”

“据说就是在这里过渡一下，之后回教育局才能升迁。”

“真是奇怪，一般学校党委书记都必须是校长。”

“还不是因为方校长历史背景的原因...但是又必须得她当校长。”

“也不知道这个张书记以后会不会顶了校长的位置。”

“当初把小孩送到这个学校就是看中方校长，这个书记可别把她顶替了。”

新官上任三把火。张老师来的第一个月，就开始重点抓学生资质的问题。当时学校有两类学生，一类是地段生，只要户口和住房在本地段，就可以读这个学生，另外一类是关系生，通过资助学校等方式进来的。关系生一般非富即贵，张老师总特别关照，但当时不少人没有关系也没有钱，又想进这所学校，就会想办法把小孩子的户口挂靠某个亲戚的家里，然后借亲戚家的住址上报学校，但实际并非住在此地段。这种情况很早就有，说符合要求也勉强符合，方校长本着能多让几个孩子读好学校的想法，对此没有严抓。但张老师不这么觉得，她觉得这是一件严重违规的事情，影响了地段学生上好学校的公平机会，所以她一来第一件事就是核查全校所有地段生的学生资质，而且她特别懂得利用手下老师开展工作。那时她会轮流安排年轻的老师，在上课时间到地段生家里突击检查，查看地段生是否住在此处，如果发生没有实际居住在地段内，就会想尽各种办法劝退。同时，还充分发动了学生间的互相举报，“只要发生有同学平时不住在这个地段，向班主任老师举报，属实的话，期末可以加分。”

那一段时间，人心惶惶，家长间互相都非常谨慎。总记得每天放学的时候，就能听到家长间互相低声讨论：“你们最近住回来了么？”

“肯定住回来了呀，上次隔壁三班的那个小孩，你听说了吗，被叫家长劝退呀。”

“哎，哪有这样的样，招生政策上又没说必须住在这里。”

“哎呀，你也不能拿招生政策去和这个书记讨论，现在谁碰这个钉子谁倒霉。”

“这个书记来了以后大家都不得安宁。”

“小声点吧，别让孩子们听到，万一传到书记耳朵里，我们自家小孩也要跟着倒霉。”

我们班就有这么一个倒霉蛋。她叫阿媛，是个地段生，有些自卑，一方面人长得又高又壮，长得不好看，就被班上一些男生欺负，另一方面家庭条件不好，她的家长双双下岗，为了保证家里收入，她家就把地段的房子高价租给了一户关系生，自己住回郊区的小房子。自从张书记来了之后，每次班主任找她，她都特别紧张。有一次，我看到她和她父母一起进了老师办公室，后来听传言：我们班主任准备劝退阿媛。中间大概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阿媛都没来上学。后来又来了，只听说是她的父母双双跪在校长办公室门口，最后方校长出面和张书记沟通，张书记“勉强”答应让阿媛先在我们学校“借读”，但下个学期必须转到其他学校。后来阿媛虽然回来上学，但是学习成绩大幅下降，在学校里没有朋友，很多同学嘲笑她是“借读生”，甚至连一些年青的老师上课时都毫不掩饰地说：“借读生成绩就是拖后腿。”

聊到这件事情，方校长说，为了这件事情，她和张书记起了很大的冲突。张书记坚持“这是政策，否则对真正的地段生不公平”，方校长则觉得“你可以针对之后进校的学生，但没必要让已经进学校的学生退学，他们退到哪里去？”

张书记则说“这个我不管，我负责的学校不能做这种不符合政策的举动，而且现在不做，对以后的地段生很难交待”。这件事情闹了两年，最后闹到了市教育局。一方面，方校长觉得搞不定了，提了辞职，另一方面，不少家里有关系的家长也闹到了教育局。最后，是有一个被劝退的地段生家长跳楼自杀，事情上了新闻，市教育局不得不出面力压，把张书记调走。“我们那时候年纪小，不懂，但只记得那段时间所有人都很紧张。”

“你们只能看到一面，但这件事情很复杂，我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我觉得当时张书记是在以政治手段做这件事情，从工作上面来说没有错，但这里是学校，任何一点小的举动，影响的都是孩子的一生，我不想让任何一个孩子像我自己的孩子那样...经历畸形的人生。”

然后她突然陷入了沉默。我想，她可能想起了那个很早就自杀的儿子，还有远走异国他乡的女儿。天色不早，我向方校长道别，方校长再三挽留我“留下来吃饭”，我不好意思，便和方校长说：“我阿嬷这个月底生日，您一起来。”

听这么一说，她很开心。我走的时候，她硬往我包里塞了两个石榴，然后站在门口，一直目送我。走到路口，我回头一望，方校长还站在那里，朝我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