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被期待的日子似乎总是来得很快，转眼间又到了圣诞节。或许对于普通孩子来说这是个愉快的日子，可对于像我们这样无家可归的孤儿，每逢节日只会平添忧伤。虽然寄宿学校里也有简单的圣诞派对——其实就是一成不变的聚餐唱圣歌——可我宁愿回到家里一个人呆着。曾经的家一如既往地冷清，所有家具都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灰尘。我简单清理了一下，然后点燃壁炉，一个人坐在炉火前发呆。不经意间突然想到了伊诺拉，那个身世悲惨的女孩，或许只有我和卢卡斯知道她经历过什么，因为只有我们看过她的日记。或许，是她想让我们看到？因为我清楚记得发现日记的前一天晚上，我在梦里看到了那个女孩的背影，她在黑暗中伸出一只手指向一个方向，或许就是在指引我们找到她的日记。这一幕为何似曾相识？面对壁炉的我回过头去看向身后，记得父亲去世的那年，我独自回到家里，坐在椅子里睡着之后梦见父亲伸出一只手，指着黑暗中的一个方向。我努力回忆着当时的梦境，想看看父亲究竟指的是什么地方。我站在梦中父亲坐着的藤椅前，转头看向他所指的方向，发现那里只有一面墙，有些斑驳的墙面上挂着一只已经停摆的挂钟。那是家里的老物件，比我的年纪还要大。我迈步走到钟表前，试着打开外壳将手伸进里面，果然在外壳底部摸到了什么。我好奇地将自己摸到的东西拿出来看，发现是一张折叠的纸片。打开它之前，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带着些许期待与不安。泛黄的纸张上只有几行小字：出生日期：1837年5月24日，请替我爱他，给他一个家。请叫他路德维克，这是他的名字。他是上帝的礼物，也是魔鬼的使者。我将不得不离开，去往一个没有人能找到的地方。请让他活下去，作为对我的救赎，与惩罚。伊莎贝拉我的心脏在狂跳，不知不觉已经留下眼泪。可以猜想到这是谁的笔记，十几年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亲生母亲留下的东西！她将这张纸条放在我的襁褓中，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将我放在了空旷的路边，将我的命运交给了那个风雨飘摇的夜晚。当一条鱼跃出水面看到了长河落日，当一只蝉爬出泥土看到了森林草原，当一个人在原本无望的生活中发现了从未见过的珍宝，他的生命仿佛就有了新的依托。父亲死后我曾以为自己被上帝抛弃了，可自从找到了母亲留下的东西，我仿佛终于知晓了自己生命的来处，不再是没有根的无名氏，我也是个有母亲的人！于是再次见到卢卡斯之后，我第一时间告诉了他自己要做的事情，我们终于又有了新的目标任务——寻找我的母亲。就像寻找伊诺拉的日记，我们总会给自己寻找一些“探险”任务，就像故事书里寻找宝藏的探险家。但这次的任务不同以往，也绝非只为了打发时间。我从未感觉自己的生命如此清晰过，仿佛终于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卢卡斯也很兴奋，就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迫不及待地问我是不是掌握了什么可靠线索。可我只是摇摇头，跟他说我只有一个名字，写在那张纸条的角落——伊莎贝拉。“你知道普鲁士王国有多少人叫伊莎贝拉？”
卢卡斯说，“只但泽一座城里叫这个名字的人数很有可能就超过了我们学校里的人数！”
卢卡斯有些犯难，但我不这样认为。一个名字足以支撑起我寻根溯源的信念，从我知道它的那一天起，这个名字就成了我生命中的曙光，我愿追随它直到天边！就像伊诺拉曾经写的故事中的主人公，哪怕自己的母亲已经变成了令人畏惧的野兽，哪怕她被带到了遥远的荒芜之境，只要她还在这个世界上，我就不会停止追寻的脚步！我首先要做的就是给自己找份工作，具体地说是能走街串巷的工作，以方便自己搜集信息寻找线索。我首先想到的是送奶工，但卢卡斯摇头否定了这个想法，因为这份工作对时间的要求很苛刻，必须按时按量将牛奶送到客户家门口，还要收集空瓶子送回牛奶厂。如果没有一辆马车，这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何况学校里还有清规一样的晨读，出去工作的事简直想都不用想。但卢卡斯很快想到了一份可以替代的工作——报童。虽然那个年代读报的人还不算多，最起码也是份可以走街串巷的差事，而且报纸比牛奶瓶要轻得多，不用马车也可以完成任务。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当即去应聘报童。可是一听说我只能在课余时间送报纸，好多人都不乐意。他们的理由是当天的报纸要及时送到客户手里，人们才能第一时间读到新闻，而新闻是具有时效性的，如果晚了的话就毫无价值。当时的我对于新闻业之间的竞争毫无概念，只当是那些人为了拒绝我而给出的说辞。我厚着脸皮几乎跑遍了所有报社，甚至将自己的报酬降到最低，每个月只要一弗洛令（Florin，德国十九世纪德国货币，同时期的贝多芬曾获得过宫廷津贴，每年600弗洛令），终于有一家城市晚餐同意我每天放学后帮他们送报纸。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令我如获至宝，可事实却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容易。我发现自己总记不住那些错综复杂的街道名字，有的门牌号更是比森林里的松露还难找。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几乎每天超时，即便紧赶慢赶，也很难在天黑前完成送报任务。结果第一个月我就因工作不力被扣了工资，老板只给了我几枚铜币作为辛苦费。到这对我来说无所谓，因为我在意的不是钱，而是寻找线索的机会。可令人遗憾的是，目前我负责的客户几乎都是男士，女性读报者寥寥可数，更没有叫伊莎贝拉这个名字的。但我并没有放弃努力，拿到一点工资之后，我想到可以将钱攒起来，说不定几年之后就可以离开这座城市如更远的地方。毕竟我的生母当年将我放在路边，必定是被迫要离开此地，就像伊诺拉故事中变成动物的母亲，迫不得已去到遥远的地方独自谋生。想到这里我不禁有些失落，世界之大，我又该去哪里找她呢？“去北方，”这时鬼灵精怪的卢卡斯又给我支招，“越过波罗的海，前往北岸。因为很明显，无论是传说还是伊诺拉的故事，都提到了遗忘之境在极北之地，所以你恐怕要漂洋过海！”
听闻此言我更是倍感迷茫，且不说北方之地的寒冷与陌生，只一张瑞典汽轮的高昂船票就足以让我望而兴叹。但找到母亲的愿望从未熄灭，我仿佛能感觉到母亲在远方的召唤，她在等着我去与她团聚！如果买不起船票，那我可以做一名水手，只要可以登上跨海轮船，我就可以去往北方之国。自从有了这样的念头，我又给自己多找了一份兼职——码头搬运工，负责帮停靠码头的船只装卸货物。但泽港口有很多来自瑞典的轮船，我借此机会可以学习他们的语言，混熟了以后甚至可以学一些航海知识，只要到了年纪，我就可以去做船上的水手，跟着轮船去往瑞典，就可以踏上广阔的斯堪的纳维亚，去寻找传说中的极北之地。抱着这一遥远而坚定的目标，我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忙碌，每天除了上课，放学后还要去送报纸，周末和节假日我都会不辞辛苦地去码头做劳工，只为能多走多看多学，年少的我过早扛起了生活的重担。就这样又过了两三年，我终于学会了瑞典语，也跟几名经常来往但泽的船员混熟了，可当我问他们能否招募我在他们的船上当帮手的时候，他们却似乎犯了难。于是我一五一十地跟他们说了自己的身世，以及去往瑞典的目的。“我们真的希望能帮你，”一个平日很沉稳的船员开口说，“可是恐怕你找错了方向。想想你出生那年，你的国家发生了什么。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的母亲很有可能是波兰人，如果确实如此，你恐怕应该去南方而不是北方。”
当时我还不太明白那个瑞典船员此话何意，只当是他们为了委婉地拒绝我而找的借口。他说我出生那年，我的国家发生了什么，这与我的母亲去了哪儿又有何关系？无奈之下我只好又去求助无所不知的托马斯，可这次他也爱莫能助。“打什么哑迷？”
他一头雾水地说，“他们这么拐弯抹角的就是不想帮忙！”
我也难免有些气馁，努力了这么多，却被告知方向错了，难道他们知道我的母亲在哪儿？可又为什么不明说？年少时的梦想就像沙漠中的海市蜃楼，纵使年少轻狂的我们为此不懈努力，到头来很可能只是一场空。但那一次次的追寻却支撑起整个迷茫的年代，让我们不至于在无所事事中耗费了青春年华。但人生的痛总会在不经意间悄然而至，就在我们临近毕业的前一年冬天，圣尼古拉节（12月6日）之前我就跟托马斯说毕业后打算离开但泽，去往其他城市。不管是哪儿，我总要开始旅程，而不是留在原地一味等待。我打算一路打工挣钱，挣到路费就去往下一个地方，只要我不停地寻找，就一定能打听到母亲的消息。卢卡斯听了似乎有些失落，不知是他认为我这样太苦了自己，还是为毕业后各奔东西提前感伤。好在我那几年所做的努力并没有白费，靠着自己努力工作打拼挣了一点钱，虽然少得可怜，起码证明我能养活自己。由于学习和工作的双重劳顿，我的时间安排愈发紧凑且规律。每天放学后跑去工作，完成工作回学校休息，到了睡觉的时间更是毫不拖沓，倒头便睡，早晨很早就醒。报社老板见我如此勤恳，知道我需要钱，便好心帮我介绍了一份兼职。他掏出一块有些磨损的旧怀表，用低廉的价格半卖半送赠予了我。因为他帮我介绍的工作需要一个精准的计时工具——敲窗人。乍听起来我还有点不明白，所谓的“敲窗人”究竟是一份怎样的工作？但很快就知道原来是字面上的意思，有需要的人会付钱雇我按时去敲他们的窗户，以保证他们有重要事情的时候不至于起晚迟到。那个时候钟表还没有在普通家庭普及，会报时的布谷钟更是不可多得的奢侈品。需要上班或者赶路的人往往需要看天色估摸是否该起床。因此维多利亚时代就催生了这样一种工作——需要有人按时去敲雇主家的窗户，以保障他们能及时起床不误事。初次从事这份工作的我有点兴奋，因为感觉这像极了父亲之前做过的“点灯人”，都是在特定时间为需要的人带来便利。我找了一支细竹竿，大概有标枪那么长，每天早晨举着他来到雇主楼下敲窗户。那时人们的窗户都是木板，只要我有节奏地轻轻敲几下，不用任何交流，我的工作就完成了。后来我为了不每天举着支比人还高的竹竿招摇过市，干脆练就了用短竹筒吹豌豆这样的职责技能，每次都能精准地将豌豆吹到雇主的窗户上，连吹三次，确保里面的人能被叫醒，然后收工赶紧跑去学校上课。忙碌的生活甚至让我忽略了身边的朋友，但卢卡斯似乎也不太在意，因为他一直在研究那本从书店里买回来的《弗朗肯斯坦》，甚至着了魔似地开始研究关于复活与重生的课题。好在他并没有变态到用小动物做实验，而是专注研究能让人起死回生的方法，并致力于寻找有可能经历过重生的人。不知从哪看到一些所谓的真实案例，让他以为找到了灵魂转世的“证据”。他还兴致勃勃地向我展示自己做的笔记，还说这些都是他潜心研究的成果。见他如此兴奋，我抱着好奇的心态接过了他的笔记，只见上面用眉飞色舞的笔迹写了几段文字：苏格兰高地一个3岁的小男孩告诉父母他前世是被杀死的，他的头上有一个长长的红色胎记，会说爱尔兰方言，而且还会讲爱尔兰的民谣跟故事。他说自己名叫Bridey，出生于1798年，还讲到自己的家人。苏格兰高地居民的信仰中，笃信轮回转世，因此父母并没有怀疑男孩的说法。他们还带着小男孩走访爱尔兰人聚居的村庄，试图唤醒他的记忆。到了其中一个村庄，男孩突然停下来，走向那个村庄的男人，并叫出他的名字，那个男人也回应了。然后男孩跟那个人说，他们以前是邻居，而男人用斧头把他杀死了。男人听完后脸色苍白。接着男孩还带他们到他被埋的地点，他们在那里发现一具从土中露出来的尸体。我笑了笑，这怎么看都像是人们杜撰出来的，如果这样的转世记忆真的存在，人们岂不是要陷入无休止的恩怨之中！卢卡斯对我的态度有些不满，他表情严肃，示意我接着往下看。奥地利有个叫戈特弗里德的4岁男孩经常抱怨喉咙痛，还总跟他妈妈说起自己在一次大战时作战的细节，他说被箭射中喉咙后死了。母亲带他去检查喉咙，结果医生在他的喉咙后方发现一个囊肿。医生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父母鼓励他多讲前世的事情后，他的喉咙痛竟然开始消退，囊肿也不见了。医生完全无法解释原因。或许，是旧伤在新的身体里痊愈了?“真奇怪，”我一边揉着自己的胸口一边开玩笑说，“我也会经常感觉自己的胸口疼，难不成也是因为在前世的一场战争中被人刺中胸口？”
“你才不是呢，”卢卡斯说，“转世的人都能想起自己前世的记忆，能说出自己曾经的生卒年份，甚至能说出常人都未经历过的濒死体验。不信你看下面这个，我写得很清楚，一个叫奥莉维亚的英国的小女孩在3岁时，跟他妈妈说自己以前叫黛西‧罗宾森，出生在1787年，死于1798年，以前住在一个英国小村庄，那里每个人都认识彼此。当妈妈问她死去的情形时，她很严肃地说她飘到空气中，并且化为烟尘，最后才再回来。而她还很稚气的脸上紧绷的神情，甚至让妈妈都觉得很不安。一个只有3岁的女孩梦说出准确的生卒年份和濒死体验，你觉得这像杜撰吗？”
如果是以前，我一定会对这一话题超生浓厚的兴趣，说不定还会和卢卡斯一起沉溺于这方面的研究，专门探讨那些与转世重生有关的话题。不知是被每次繁重的学习和工作若累，还是已经过了异想天开的年纪，面对朋友的研究课题我只觉得好笑，这个瞳仁偏大、长着龅牙的男生似乎还是那个没长大的孩子，对一切不切实际的想法充满好奇。但彼时的我心里只有寻找母亲这一件事，所做的努力和付出的辛苦都让自己快速长大，开始专注于更实际的东西。生活的艰辛让我过早放弃了那些纯真的幻象，每天为生计奔波劳碌。对于我的改变卢卡斯难掩失落，毕竟同窗的几年我们的生活中几乎挚友彼此，也总有说不完的共同话题。但很多好朋友就是这样，往往一个已经迈出了成熟的脚步，另一个却还留在原地不愿长大。于是疏离就这样产生了。成长的路上没有彼此等待，也没有携手共进。我只是告诉卢卡斯自己累了，工作很辛苦，但为了心中的那个目标却还要咬牙坚持下去。他研究的课题很有趣，我鼓励他继续研究下去，可也仅此而已。我们已经过了一起幻想的年纪。不知不觉又到了寒冷的12月，持续整个冬季的大雪如约而至，对于我这种需要每天跑腿的工作简直就像噩梦。每天几乎行放学天就黑了，所以每天都要冒着夜晚的寒冷与风雪送报，直到夜幕完全降临，寒风在清冷的大街上肆意呼啸，我才能缩着脖子抱着胳膊哆哆嗦嗦地跑回学校。最可怕的是早晨。漫长的夜晚将气温降到了零下十几度，刚出门旧寒风刺骨，我却经常天不亮就要去按时敲雇主的窗户。我曾想中止这份工作，可一想到即将长大的自己无依无靠，只能努力工作挣钱谋生。然而就在月初的一天，我接到了戏份特殊的业务。雇主请我去敲窗户的时间并非时在早晨，而是在晚上。恰巧那天夜里下起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大雪，所有人大概都不愿出门，包括我。但我一再劝说自己做工作要守信，当初作为点灯人的父亲就风雨无阻，如果恶劣天气大家都不想工作，这社会又该怎样运行？带着这种想法，我穿上了自己最厚得毛衣和外套，围上围巾一鼓作气正打算出门，卢卡斯却不知从哪冒出来突然叫住我。他想让我跟他去图书室，说有重要的事要跟我说。我有些不在意，告诉他我要出去工作，很快就回来，有什么事等我回来再说。他看上去却迫不及待，似乎有什么重大发现。“你相信吗？这世界上真的有‘弗兰肯斯坦’，而且不只一个！”
他激动得几乎有些语无伦次，“我可能犯了个错误，还记得我跟你说过那些灵魂转世的人吗？他们很有可能并不是还魂，而是重生！我查到的那些信息误导了自己，让我以为都是转世投胎的小孩子保留了前世记忆，可那些孩子也是在很小的时候就死了，所以他们其实是复活了！”
我听得一头雾水，越发感觉他有些走火入魔了。“你先冷静下好吗？”
我说，“我真的有工作在身，你等我，我很快就回来，然后认真聆听你的重大发现，好吗？”
卢卡斯不明白我为什么执意要走，他似乎还有话要说，而我只是把自己的帽子摘下来给他：“戴上吧，今天很冷，去找个暖和地方等我回来！”
说罢，我脚下不停地转身离开，经过走廊拐弯的时候快速回头看了一眼，发现卢卡斯仍然站在那里，可我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加快步伐走下楼梯，逃也似地离开了教学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