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祯追击张献忠残部、左子雄亲率主力最终攻破衡州城、抓获尹先民何一德，这些事儿看似没什么好赘述的，但实际上也花了不少时间。　　从七月中旬一直拖延到七月下旬，才算是初步搞定。　　至于把在湘南追击战中得到的金银财宝全部收拢归档、进一步对衡州等地进行安民抚慰、剿灭逃散的散兵游勇……这些工作，整个七月末都做不完，或许会拖到八月份。　　好在沈树人已经提前对自己能得到多少金银珠宝，心中大致有个数了，所以损益评估方面的工作，他倒是可以趁着攻破衡州后这几天，立刻就开始核算起来。　　沈树人看似拿到了价值一千二百万两的财物，可是其中至少有两三百万两，是比较难变现的，都是以艺术品、古董、字画这种形态存在，可能需要半年甚至一两年的时间去慢慢销脏。否则一下子投入市面太多，肯定会价格崩盘贬值，可能连一半的估值都变现不了。　　这也很符合常理，那些藩王也好，巨富也好，被抄家的时候，抄出来的怎么可能只有金银财宝？大部分贵族享乐趣味到了一定程度，肯定是要投资艺术品字画的。　　藩王的家产中，有两成的艺术品，比例并不算高。　　而他们被灭门之后，张献忠也知道这些东西可能值钱，所以没直接毁了烧了，好歹选择了抢走。只可惜流贼没文化，不会评估，最后意识到有需要突围的风险时，也不会把这些东西优先带在身边，只带了金银珠宝，这才留给了沈树人。　　所以，沈树人能直接马上用的硬通货，也就九百多万两了。　　这笔钱的构成，大约是两成的黄金、三成的白银、两成的绸缎等纺织品和其他硬通的民用物资，两成的铜钱，外加几十万石粮食。　　而铜钱的折算，当然是按照明末的实际官价，大约750~770枚铜钱折抵一两银子。这次缴获的两百多万贯铜钱，实际上才十五六亿枚而已。　　明末因为白银的输入，连铜钱都开始出现相对的紧俏短缺了，所以从万历初期开始，早就维持不住一千枚铜钱换一两银子的官方汇兑牌价了，万历朝后期已经跌破到八百多枚铜钱换一两银，天启崇祯进一步跌到七百多换一两。　　而相比于沈树人的收益，这几个月的血战，开支同样巨大。　　沈树人麾下直接动用的部队就达到了五六万人，这些人打仗期间的军饷、赏赐，肯定会比和平训练时高好几倍。　　平时一个士兵每月二两的开支，如今五两都打不住。出现斩获赏赐或者是受伤战死抚恤，那就一下子十两到几十两出去了。　　火器兵因为弹药的巨量消耗，更是每月能耗银二十两以上，毕竟一场战斗下来，几斤重的铅弹、火药打出去，就能值不少钱了。　　细算下来，两个多月的血战，五万人累计花费军饷、赏赐八十多万两。战死四千余人，负伤者累计一万多，抚恤一共达到了九十多万，还有二十几万两的医疗开支、二十多万的营养费。　　不考虑武器装备和战马的损毁，直接军事开支总额就达到了二百一十万两。　　而沈树人一共有八万多部队（算上黄得功和刘国能），留守后方的三万人，这段时间任务也会加重，还要经常巡防，待遇也会相应提高一点，只是没有一线部队那么明显。两三个月的军饷军粮后勤一切开支，也有三十万两。　　跟前面作战部队的二百一十万相加，沈树人整个崇祯十五年秋季的军费开支，达到了二百四十万。　　缴获的九百多万，一下子就被用掉了四分之一，剩下四分之三才能算是毛利。　　而这部分毛利，也不可能是沈树人独吞，他既要拿出一部分来扩军、继续搞经济、恢复生产、攀科技升级军备……　　也要拿出一小部分，打点各方关系，平息朝廷的看法，让他在崇祯死前最后一年半的官场之路走得更顺畅，不但不被人喷割据，还要追求更多的“进步”机会，把自己“大明忠良”的正义招牌，一直坚持打到崇祯死为之。　　这些事情，都是需要巨量的银子开道的。　　……　　沈树人原本打算在衡州处理平定地方，一直到八月初。　　然树欲静而风不止，外面的世界显然不会放任他一直和张献忠1V1的。　　早在七月二十八这天，几条意外的消息，就逼得沈树人不得不移动办公，先把一部分部队北撤回去休整，并且处理一些其他方向上的意外情况。　　第一个意外情况，就是刘文秀的部队，在从常德府西撤、试图跟孙可望合流、再找义父张献忠会合的过程中。因为在施州卫南部、永顺宣慰司大部分地区，跟当地苗人土人土司爆发了新的冲突。　　导致一部分刘文秀部的士兵被打散，重新进入常德境内肆虐。同时有几个被刘文秀孙可望打崩的苗人部族土司，也因为避敌流窜，进入了常德境内。　　沈树人考虑到常德府虽然已经被屠戮祸害得不成样子了，但迟迟不彻底收复、平定，也有损朝廷的体面。　　既然南边衡州、永州、宝庆都安定了，也是时候回师把常德彻底肃清一下。　　于是沈树人就带了一万五千人的部队，第一批从衡州班师北上，在八月初五回到长沙，初九抵达常德，然后花了几天把刘文秀被打散的散兵游勇激战，又灭了几个流窜的苗人土司，大约中秋节之前，把常德的秩序恢复了。　　光复常德之后，沈树人才第一次切实了解了常德的情况有多惨。　　这儿今年秋收都未必能收上太多粮食，因为整个六七两个月，当地人都没法生产，光顾着逃亡了。虽然夏粮收割之后，秋粮倒是播种了下去，但基本上也就只做了一个播种的动作。后续除草施肥灌溉基本上没人忙活，完全是摆烂自然生长，灌溉全靠天下雨。　　好在崇祯十五年洞庭湖周边倒是没有旱灾，反而是有些地方有洪涝，雨水很多。这种情况下，对于自然生长的庄稼，倒是一个好消息，最后估计勉强每亩地能收回来几十斤粮食吧，一百斤肯定是别指望了。　　而当地人口已经被张献忠屠杀得非常惨烈，这点粮食也足够本地幸存下来的人吃了，好歹不用从其他府调运粮食。沈树人立刻吩咐调集手下民政官劝农恢复生产，争取在秋收前的最后一个多月，抢时间该施肥施肥、该除草除草，尽量多挽救一点收成。　　因为战时身边没随军带内政型文官，第一时间这些内政事务沈树人也只好交给幕僚顾炎武去办。　　顾炎武民政水平不太高，不过日常统计梳理工作还是能胜任的，稍微干了两天后，就把常德府尤其是武陵周边数县的情况统计回来了。　　沈树人看了顾炎武拿来的情况，也是大吃一惊：“今年常德府居然预估粮食完全能自给自足？还有得多余？　　这都减产成这样了还能多余这么多？那这常德府的屠城得惨到什么程度？这怕不是比长沙府杀得还惨吧。这又不是什么富庶之地，张献忠居然下如此毒手？”

顾炎武回来时，也是一脸悲愤。看东翁不信，他也是叹息着解释：　　“谁说不是呢，学生初见时，也是觉得惨不忍睹。一来这常德府是张献忠当初复出后第一个攻破的府城，抓了不少青壮，杀了不少老弱。　　二来么，这常德府乃是杨阁老老家，张献忠平生深恨杨阁老，可以说是他最仇恨的朝中督抚了。张献忠破武陵县后，下令阖府各县，凡是有姓杨的，全部诛绝灭门，鸡犬不留。　　杨本来就是大姓之一，哪怕是别的府县，姓杨的人也少不了，到了这常德，既然是出了阁老的，杨阁老家自然是当地望族，十几个人里就有一个姓杨的。　　张献忠还要连姻亲子女奴仆一起杀，几千号姓杨的人，最后足足杀了四万百姓。他麾下的流贼士卒还趁机扩大劫掠，因此全府一半以上人口都被杀了。”

沈树人听完后，在最初的震惊之余，也意识到这一切确实不是在黑张献忠，因为原本的《明史》上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原本的历史上，张献忠后来打到常德时，杨嗣昌本人已经死了，张献忠还愤恨没能在杨嗣昌活着的时候就杀光他的宗族、老家亲戚，没能让杨嗣昌亲耳听到这一切绝望，把他活活气死。　　但张献忠确实是把常德府全府所有抓得到的姓杨的及其家人，屠族灭种杀了个干净，历史上他真就这么干的。　　由此也可以看出，后世有些读《明史》时，非要说“张献忠偷袭襄阳杀襄王是为了陷害杨嗣昌，这种动机不可信，是士大夫在黑张献忠”的言辞，实在是不怎么站得住脚。　　张献忠内心的动机或许确实难以找出铁证，但就凭他进了常德府，屠尽全府姓杨的，还不够证明他对杨嗣昌的仇恨之深么？　　沈树人适应了这个噩耗之后，也不免联想到一点，对顾炎武叹道：“去年襄阳被破、襄王被杀之后，杨阁老就一度惴惴不安，如今病体已几乎不能理事。　　此次吉王、荣王、桂王在湖广先后被杀，他作为六省督师，自然也有一定的罪责。哪怕可以把尹先民何一德送去问罪，依然无法彻底避免。　　现在再听说自己故乡宗族被屠族灭种，我怕他定然是撑不过这个打击，不日就要……唉。”

沈树人已经意识到，杨嗣昌怕是真的命不久矣了，或许这就是历史的惯性吧。沈树人靠自己的蝴蝶效应，拉了杨嗣昌一把，让他延命了一年半，估计这也是极限了，肯定延不到两年。　　好在杨嗣昌也会感激他，但愿临死之前能再发挥最后的余热，再推沈树人高升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