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砰——”

　　“中了！”

　　“监察使好枪法！”

　　腊月初，当大明因为新政和战事而动荡的时候，远在大洋彼岸的齐国却异常平静。

　　“好多年没打步铳了，听说步枪比步铳更好使，不知道殿下会不会派发步枪给我们。”

　　齐国京兆府西京城（萨克拉门托）外，当金铉把手中的步铳还给旁边的士卒时，他也转身看向了正在营造的西京城。

　　放眼望去，所谓的西京城目前只是一个木质的营寨，占地面积也不过三四亩。

　　在营寨的四周，大片的森林已经被砍伐，士卒们正在使用拖拉机的钢索来拉拽埋在土里的树根，清理土地。

　　自十月二十八日抵达齐国后，金铉并没有前往杨炳文他们最先登录的安陵县（西雅图），而是按照朱由检的指示，直接来到了西京城。

　　西京城这块地方不错，西部是海岸山脉，东部是内陆山脉，而它位于两个山脉中间的中央谷地。

　　这块谷地东西宽一百二十余里，南北长一千二百余里，并且西京城面前还有一条宽阔的河流，可以直通西南的湾区。

　　这块地方如果开发得当，完全可以养活一千万人。

　　因此，金铉主要把开发京兆府作为短期目标，而北方的安陵府则是作为辅助。

　　齐国目前被划分出来的有十个府，但金铉并不准备直接圈地，而是要先开发出两个能直接利用的府。

　　京兆府和安陵府，就是它短期的开发目标。

　　他为两府一共设置了五个县级单位，分别是南部京兆府的西京城、京门港（旧金山），北部的安陵县（温哥华）、常宁县（西雅图）、阖丘县（波特兰）。

　　这五个聚集地为短期的县级单位，而金铉的目标就是在五年内开发出这五个县，并且开发出成山山脉（内达华山脉）的金矿，为齐国创收。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他需要做的就是让五个县的人口达到十万人。

　　要养活十万人，最少需要五十万亩耕地，而目前他手中的拖拉机数量是三千台，另外还有二十几门工业蒸汽机。

　　那二十几台工业蒸汽机，目前正在京兆府、安陵府的几个地方兴建工厂，主要是水泥场、化肥厂、钢铁厂，砖厂。

　　按照军备院的翰林院博士所说，这四个工厂大概需要三个月的时间才能建设投产，但产量不会很高，还需要后续不断从大明运输机械，才能慢慢扩大产能。

　　对于这些，金铉不是很懂，他主要的任务还是开发林地为田地。

　　目前齐国一共有三营，九千多兵马，外加一千多工匠和一万瀛洲劳改工。

　　工匠们教导了劳改工和士卒们如何使用拖拉机，然后就投入到了工厂的建设中。

　　虽然只过去了一个月的时间，但金铉已经成功利用一万九千多人和三千台拖拉机，在五个县里平整了四千多亩林地、荒地。

　　接下来，他们还需要花一年的时间，反复的砍伐树木，建造城镇，挖掘出树桩和树根，把它们焚烧后堆放一旁，然后将土地之中的石头清理出来。

　　等这些都做完了，就可以把草木灰倾倒在土地上，然后不断焚烧草木灰来育肥土地，直到一年后，一把火把土地上的野草烧光，那时候这块土地就可以耕种了。

　　按照金铉的估计，一年之后的齐国，最少能开垦出五万亩耕地，养活最少一万人。

　　“可以向殿下要些牛羊马匹来此地放牧，估计能缓解不少压力。”

　　感受着即便是腊月，气温却依旧在零上的西京气候，金铉对旁边的监察司同知开口，对方也将他所说的话尽数记下。

　　“南边的弗朗机人知道我们的存在没有？”

　　金铉对着一个身着绯袍的锦衣卫询问，对方摇了摇头：“他们的情报没有那么灵敏，从这里到他们的城池还有六七千里，监察使不用担心。”

　　“倒也不是担心，若是开大阵征战，我大明倒也不惧，只是好奇罢了。”

金铉笑了笑，紧接着开始继续巡视西京城。

　　实际上，他并没有什么事情和政务需要处理，因为现在的齐国只有两个任务，那就是工匠修建工厂，劳改犯开垦林地。

　　由于气候干燥，西海岸并不存在什么瘴气，唯一需要金铉在意的就是拱卫营士卒的精神问题。

　　齐国的拱卫营士卒实际上还是大明的兵马，他们的家人也都在大明。

　　因此，他们不可能久留齐国，所以朱由检的主张是每批兵马驻扎齐国一年，一年后调回家乡驻守一年，然后再调回原本的驻地。

　　不过，即便如此，金铉还是得注意士卒们的精神状态。

　　走在西京城四周的荒地上，远处是数千使用拖拉机拉拽树根，清理土地的士卒。

　　平淡而单调的生活，对于他这种官员来说，显得十分可贵。

　　远离了大明，他也远离了勾心斗角。

　　“如此下去，也倒是不错……”

　　一声感叹，他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但对比他的悠闲，此刻的大明却暗流涌动。

　　十赋一的新政彻底发酵，并且通过官府的邸报传向了天下。

　　百姓们有些不敢相信，士绅们脸色难看，官员们左右为难，只有坐在承运殿内的朱由检能心平气和。

　　“从九月初一至腊月初一，关外三省兴起村庄三十五个，迁入百姓两万七千人，五千零三十七户。”

　　“户部上疏，三省官员共发放钱粮七万余两。”

　　“工部上疏，明岁关外三省预计兴建集镇三十，村庄三百，可容纳三十万百姓迁入。”

　　“皇店上疏……”

　　腊月初九的承运殿内，当曹化淳将六部六科的奏疏一份份念出来，朱由检则是闭目养神靠在椅子上，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让人捉摸不透。

　　“内阁上疏，今岁国朝结余三十二万六千四百两。”

　　原本能结余一千二百万两的大明，经过北伐之后，只能结余三十二万两，如果不是金融司调动金银支援了户部，恐怕今年大明得积欠一千六百多万两银子。

　　“今岁，旧港、瀛洲共押送十二万五千六百零七两黄金，三百三十五万两六千余两白银，以及三十三万五千吨铜锭。”

　　“金银铜锭已经尽数押运金融司，金融司侍郎李长庚上疏，明岁至六月十六前，铸币厂积存天启通宝四百九十二亿枚，面额八千二百三十七万余两。”

　　曹化淳说完，同时也将文册合上，代表朝廷的所有事情都已经说完，而听到他的话，朱由检心里对于银行开办的信心更大了。

　　“从三月开始，皇店之中的铜钱，截运往金融司，另外告诉金融司，历朝历代的每版铜钱，凡是大一统王朝，都积存一亿枚作为藏品，其余割据势力只保留一千万枚，剩余皆熔炼为天启通宝。”

　　“奴婢领命……”

　　朱由检要开始将市面流通的铜钱熔炼为天启通宝，而之前的铜钱自然也就不能作为货币流通了。

　　自春秋以来，中原这块土地上被生产制造了数百上千种铜钱，每版都不一样。

　　朱由检不可能把它们全部熔炼，因此每版留一亿枚作为国家藏品还是可行的。

　　一些小币种也没有必要留太多，一千万枚足以。

　　如此算下来，这些作为藏品的币种会蒸发掉大明市面价值数百万两的货币。

　　不过在这种海外矿产不断流入的情况下，朱由检倒也不害怕会引起“钱荒”。

　　相反，他个人担心的还是货币放水太多，进而引发的通货膨胀问题。

　　为了缓解这个问题，他特意下令工部提高朝廷雇工的工钱。

　　好在之前因为考虑到成本的问题，朝廷工人的工钱基本都比地方低上不少，因此即便涨了两三文的工钱，实际上也没比地方商人给出的工价高出多少，基本持平。

　　如此以来，百姓获了利，商人不至于被影响，而朝廷也可以借此来增加百姓存款。

　　百姓有了收入，自然会去消费，而皇店作为占据大明二分之一市场的庞大机构，百姓们花出去的钱，基本有一半都会被朝廷回收，而工部再度以以工代赈的方式把钱币放出去。

　　只要朝廷麾下的数百万工人习惯了这个模式，那么等工钱从其它铜币变成天启通宝的时候，他们个人的接受能力也会加强不少，不会那么抗拒。

　　只要工人不抗拒，那民间商人就只能硬着头皮去收。

　　届时朝廷依托官学，利用孩童读书的问题来开始普查人口，登记造册，那大明真正的人口数量也将浮出水面。

　　只要人口查清楚了，那么接下来就可以查耕地了。

　　把这两件事情做好，大明的财政就可以慢慢回到正确的轨道上，不过这期间，朱由检还得做好过几年苦日子的准备。

　　一旦正月初一的“十赋一”新政下发，那大明会直接损失大量赋税。

　　三百多万两的杂项是肯定要消失的，另外朝廷分发的军屯田也会从十赋三，十赋二转变为十赋一。

　　原本一亿两千万的田赋，会瞬间腰斩到五千二百万石，去除稻壳和火耗，田赋收入大概会在三千六百万石左右。

　　等洪承畴打完仗，云贵川交四省的赋税继续回归户部后，

　　大明九亿两千多万亩耕地，除去山西和陕西的八千多万亩耕地，还能有八亿四千万亩缴纳田赋，岁入在八千四百万石，去除稻壳和火耗，田赋收入会降低到五千八百多万石。

　　从岁入九千八百多万，到岁入五千八百多万，大明整整消失了四千万石田赋，折色最少一千八百万两银子。

　　就这样少了一千八百万两银子的税收，说朱由检不心疼是假的，但他很清楚少了的这一千八百万两银子是从谁头上收走的。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这句话说的很对，但也不全对。

　　至少在眼下大明即将转型为半农业、半工业的道路上，减少田赋对普通的农民是必须的。

　　朱由检做不到消除农业税，因为大明的科技还没有到那种程度。

　　但最起码，他可以把农业税控制在10%的程度。

　　不过，按照他的经历和记忆，一般农业税定在10%后，下面总会有一些虫豸会搞出暗税，将实际征收10%的农业税，搞成了名义征收10%，实际征收20%、30%的暗税收入。

　　这些额外的收入全进了地方的口袋，没有一分进入国库。

　　既然历史的教训都在，他就得好好防备这些虫豸。

　　“户部的计算，如果按照十赋一，明年国朝能岁入多少？”

　　朱由检假寐着开口，曹化淳一听，便主动看向了王承恩，王承恩也打开了户部汇总的文册，扫视一眼后念道：

　　“若是山陕两省的旱情迟迟没有消减，加上瀛洲和麓川新增耕地的赋税，那明岁国朝实入田赋约在六千万石，税银约四千二百万两，赋税折色约为七千万两。”

　　七千万两赋税，这样的岁入，清朝直到同治年间才达到，而大明却提前两百多年就达到了。

　　并且不同于清朝对百姓敲骨沥髓的榨取，大明是有意在降低赋税的。

　　如果按照清朝的征收方式，大明的税收能突破到一亿两。

　　眼下大明的赋税，尤其论国内原本两京十三省的赋税，实际不过占据总赋税的二分之一不到，约三千万两左右，而海外占据三分之二还多，约四千万两。

　　仅仅田赋，瀛洲、交趾、旧港三省田赋就达到了两千万石，折色为九百多万两，而金银矿税又占据了四百多万两。

　　三省本土百姓两千余万人，又贡献盐税、酒税、茶税约四百多万两，驻扎在旧港的市舶司又岁入三百多万两，前后相加就是两千万两。

　　剩下的两千万两则是由琉球府、辽东、河西和印度厮当的皇店贡献。

　　同样的人口，清朝靠着对内压榨，达到了五千万两的税收，而大明只收到了三千三百万两，并且大明是总人口和乾隆六年到十年的清朝差不多，光论两京十三省，大明人口还不如对方。

　　乾隆六年，仅两京十八省人口就达到了一亿四千万，而大明只有一亿两千万人。

　　乾隆年间的百姓，每个最少要交直接税三钱五分银子，而眼下天启年间的百姓，每个百姓只需要交二钱五分银子。

　　这还只是直接收入，还有间接收入不算。

　　清朝靠着“三十三两”来驭民手，而相比较之下，按照天启十一年的情况来看，大明两京十三省一户五人百姓的年收入大概是在十八两到三十二两，收入来源主要是军屯田的亩产、数量，和打工的收入。

　　但在支出这一块，天启十一年一户五人百姓的支出，大部分是在十六两左右，也就是可以存下最少二两银子。

　　当然，如果要增加肉食或者其它的物质，那基本也很难存下太多银子。

　　不过，如果新政实施成功，一户五人的百姓收入会达到二十二两到三十六两，可以存下最少六两银子。

　　新政一旦颁布，朱由检不敢说百姓可以顿顿吃肉，但是每天吃一顿肉食是没有问题的。

　　并且，随着东北耕地的开发和百姓的不断迁移，这个情况还会不断变好。

　　按照清末的数据和眼下的数据推算，大致在天启二十年左右，在物价上涨不超过两成的情况下，大明的百姓的个人岁入会达到六两银子，一户岁入可以基本达到三十两。

　　不过，这需要朱由检在监管上加大力度，避免曾经的“漏收强加”卷土重来。

　　总而言之，未来十年，大明要怎么走的路线已经决定了，朱由检要做的就是在大明前进的同时，盯好脚下的路，避免踩到一些水洼，弄得一身脏……

　　“李定国呢？”

　　想清楚了自己要做的事情，朱由检缓缓睁开了眼睛，他看了一眼钟表，发现已经酉时六刻（18：30）后，这才察觉李定国居然比平时晚会了一小时的家。

　　“殿下，那小子今日要在同学家休息，好像叫什么……”王承恩仔细回想了一下，然后才想道：

　　“周伯谦！带李哥儿吃饭了。”

　　当王承恩说出这个名字的时候，东城常乐坊内的小院里，一个妇人也高声对着耳房叫嚷了起来。

　　“来了！”

　　耳房内，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郎对着窗口应了一声，然后看向面前的李定国：“我娘就这样，嗓门大，你别以为她生气了。”

　　“没有，我娘也是嗓门大。”

李定国整理了桌上的作业，返回了书箱内后，便和周伯谦一起走出了耳房。

　　在李定国眼前，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占地六十来平的小院。

　　院子十分狭小，只有一间主屋和一间耳房，以及一间厨房。

　　主屋占地不过二十来平，中间是只是十几平的会厅，左侧和右侧分别是两间厢房，一间是周伯谦母亲在住，另一间是周伯谦的姐姐在住。

　　至于耳房，这是给还在读书的周伯谦住的，但也只有十来平。

　　三间房子十分紧凑的被院墙围了起来，中间留下一个七八平的天井。

　　影壁遮着门口，而眼下一张桌子被摆在了天井空地上，放置了四个凳子。

　　周伯谦的母亲是一个三十六七岁的普通妇人，不高的个儿，穿着蓝色的长衫，盘起来地头发被一根木簪固定。

　　从她的体型，以及岁月在脸上留下的痕迹，不难看出她或许曾经是一个农村妇女。

　　至于周伯谦的姐姐，她是一个叫做周喜娘的少女，略微清秀的长相和少女的双螺髻，以及没有冻疮的手，可以说周家把她养的还算不错。

　　“李哥儿多吃一些，这些都是我们山东的村里菜，不知道你能不能吃习惯。”

　　随着周伯谦和李定国坐下，周王氏便笑着招呼起了李定国，她笑起来眼睛里闪烁着和蔼、亲切的光，让李定国不自觉想到了自家娘亲。

　　只是它很快回过神来，把目光投向桌上的饭菜。

　　一盘简单的清炒土豆丝，还有一盘清蒸鲤鱼，这两道菜加上一盘河虾，一盘大明百姓家家饭桌上都有的西红柿炒鸡蛋。

　　这四个菜加上一碗炖鸡，这便已经能算得上招待客人的饭食了。

　　这一桌子饭菜，怎么地也得三十来文，因此李定国看后不免笑道：“这么多好菜，自然吃的习惯。”

　　“娘，李定国家里也是村里的，和我们吃的差不多。”

　　周伯谦一边扒着饭，一边嘟囔着嘴，那不安分的模样，让周王氏瞪了他一眼：“这么多吃的还堵不上你的嘴？”

　　“呵呵……”周喜娘见弟弟挨训，也忍不住笑了笑。

　　与清代不同，明代女子是可以上桌吃饭的。

　　清代许多百姓以为儒家规定的女子不能上桌，因此便借机效仿，但却由于文化水平不够而误解。

　　相反在官学盛行的明代，大部分百姓都能理解儒家口中“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的意思。

　　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男女不能一起吃饭，而是内宅需给女眷单设一桌。

　　在明代，有钱人家或者官家女子内宅方面的往来应酬是人情关系的一部分，也是必须的交际，女眷们的“桌”也充斥着各种礼仪要求，要配得上当家和客人的身份，奢华程度绝不比外堂男人们的“桌”低。

　　并且，这个规矩也是针对士大夫和殷实之家，像周家这种平头百姓，除非客人来得多，不然她们一般都和男人在一桌吃饭。

　　至于清代的“女子不上桌”，实际上纯粹是百姓理解错误，外加上“穷讲究”导致的。

　　但即便是明代，那妇女嫁人后也是得看上桌的是什么人，才能决定能不能和其他男性坐一起吃饭。

　　如果是长辈和晚辈是可以的，如果是平辈，并且还是女眷不熟悉的异性，那家中就需要单独开一桌给女眷吃了。

　　只不过，周家似乎没有这个顾虑，因为他们在京城认识的人并不算多。

　　“伯谦，你说周叔在山东任职，你们家也是山东的，那为何你们会搬到京城来？”

　　李定国在饭桌上突然开口询问周伯谦，因为他知道了周伯谦家是山东青州人，而周伯谦的父亲也在山东青州营担任总旗官，那既然如此，为什么他们还会来京城？

　　“自然是为了这小子的学业来的，三年前只有京城开官学，自然只能送他来这里了。”

　　周王氏解释着，顺带还给李定国夹了一筷子肉，并且说道：

　　“况且，京城物价还算便宜，购买书本纸张也便宜，闲暇时还能让伯谦教喜娘读书。”

　　“不能去读女学吗？”

李定国记得一些地方是有女学的。

　　“太贵了，一年得教十两银子，平头百姓哪里读得起？”

周王氏笑着解释，并说道：

　　“这小子读官学一年也不过二三两银子，五年读下来也才十二三两，这院子也才二十几两，读完还能卖了，五年下来，我们三人用度最多三十两。”

　　“她们姐弟若是都读书，那一年得二十几两，若是喜娘读，五年也得五六十两。”

　　“现在许多百姓都是这样，把家中男丁送去读便宜的官学，然后让男丁回家教姐妹读书，能省下不少银子。”

　　周王氏为自己的经济头脑而感到高兴，周喜娘也不觉这有什么不对劲，李定国也觉得很有道理，唯有周伯谦，此刻的他正苦着脸试图伸筷子，但他所看上的每一块肉，都被自家娘亲夹给了李定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