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个儿子李智云被杀，李建成、李元吉、李神通、柴绍等李氏家族成员也差点被包了饺子，当然消息的走漏并不一定完全是因为李靖，但是当时所能够抓到的现行就李靖一人，李渊对其恨之入骨，立马就要将李靖斩首示众。李靖当然也不甘坐以待毙，于是大喝一声：“公兴义兵，欲平暴乱，乃以私怨杀壮士乎！可能上天也不愿意这样一个百年难遇的天才人物就这样丧命，这一声正好被李世民听到，深知李靖能力的李世民于是拼命为李靖求情，希望李渊留下这么一个难得的人才，这样才堪堪救了李靖一命。当然李渊此时不杀李靖只是给自己宠爱的儿子李世民一个面子，并不代表真的不记恨李靖了。后来李靖跟着李世民讨伐王世充，其间并没有显山露水，估计是李世民身边的优秀将帅太多，李靖觉得自己是戴罪之身，不好锋芒太露招人嫉恨，因此也就中规中矩地干自己的分内事，可是这样恰恰给他自己招来了祸患。李渊一看李靖没啥利用价值，把他调离李世民身边，立刻给了李靖几个人，让他去讨伐萧铣。而李世民因为李靖并未立下足够分量的功劳，也没法力保。而王守仁，明代哲学家，字伯安，世称阳明先生。王守仁一生颇具传奇，于文学、武学、佛学、道学无不涉猎，35岁始专攻儒 学。他年轻成名，仕途得意，官至兵部尚书，总督两广，封新建伯。他自诩平生所为两事：”破山中贼”，即镇压农民和少数民族起义；”破心中贼”，即创” 心学”学说。王守仁说：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岂有工夫说闲话，管闲事？不少人对孔子的人生选择感到困惑：为了推行自己的道，不辞劳苦，到处奔波。说他想当官发财吧，他却视功名富贵如尘土；说他想成名成家吧，他却又安于别人的羞辱冷落。庄子曾经概括孔子周游列国的情形说：”再逐于吾，削迹于卫，伐树于宋，穷于商周，围于陈蔡，杀夫子者无罪，藉夫子者无禁。”
他一心想造福天 下，却没有人理解他，甚至有人放出话来：杀他无罪，羞辱他也不是过错。而他受尽折辱，一心不改，”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难免让人产生疑问：他们到底图个什么？孔子的行为还比较容易让人理解，因为他毕竟多次与功名富贵擦身而过，只是他不想要罢了。像曹雪芹、蒲松龄这样的民间作家更让人想不通。他们穷居陋巷，一生潦倒，还有心情写什么《红楼梦》、《聊斋志异》，在当时的情况下，无论他们的作品多么优秀，也不会有人给他们付稿酬，他们 想发表作品，还得自己掏银子印书。他们到底图个什么？王阳明的话就是答案：”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岂有工夫说闲话，管闲事？”
一个人立定了追求目标，就像害了心痛病一样，想抛都抛不下，在实现目标之前，心里只有这件事，其他的事都无关紧要，就连哭穷叫苦的心情都没有。一旦达成目标，就有一种大病痊愈的轻松感。孔子之所以能够忍受颠沛流离之苦，曹雪芹、蒲松龄之所以能够忍受贫穷之苦，其原因概在于此。大凡一个人想造就一番事业，必须立定一个目标。没有目标就不可能成功，就如没有空气人就不能存活一样。没有明确的目标、或是目标不专一的人，他再勤劳也是徒劳，就像一艘没有舵的船，永远漂泊不定，只会到达失望、失败和丧气的海滩。关于目标与人生成功的关系，有人讲过一个有趣的哲理故事：唐太宗贞观年间，长安城内的一个磨坊里，有一匹白马和一头毛驴。它们是好朋友，白马在外面拉东西，毛驴在屋里推磨。后来，白马被玄奘大师选中，出发去印度取经。17年后，白马驮着佛经回到长安。它重回磨坊会见它的驴子朋友。白马谈起这次旅途的经历：浩瀚无垠的沙漠、高耸入云的山岭、莽莽苍苍的森林、神奇的国度……那些神话般的境界让驴子听了大为新奇。驴子惊叹道：”你有这么丰富的见闻呀！那么遥远的道路，我连想都不敢想。”
“其实，”白马说，”我们跨过的距离是大体相等的，当我向西域前进的时候，你一步也没有停止，不同的是我与玄奘大师有一个遥远的目标，按照始终如一的方向前进，所以我们打开了一个广阔的世界。而你被蒙住了眼睛，一生就围着磨盘打转，所以永远也走不出这个狭隘的天地。”
我们都知道，射箭有靶子，才知道是否射中；赛跑有终点，才知道是否破纪录。同样的道理，人生有目标，才知道是否成功。带着目标生活，是最有效率的人生。目标为什么对人生的影响如此之大呢？道理其实很简单：人生好比走路，事先知道自己要去哪里，早早上路，或迟或早，总能到达。如果根本不知道自己想去哪里，漫无目的地寻找所谓幸福，那就只有碰运气了。也许误打误撞，能走进理想的”桃花源”，但十有八九，还是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原地转圈。以前对王守仁这个人的印象只限于书本上对他唯心主义哲学的批判，但是读了《明朝那些事儿》中对王守仁各种事迹的介绍以后，发现以前实在是太低估他了。“聪明的唯心主义与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聪明的唯物主义”。其实，我觉得王守仁的理论比“聪明的唯心主义”还要高一个层次。这王守仁早年和当时的其他书生一样，是学习朱熹理论的。朱熹的核心思想是“存天理，去人欲”。天理指世界万事万物中统一的规律，人欲指人的欲望、感情等感性思维。用现代的话讲，朱熹的思想是认为人欲是导致社会混乱、犯罪等不良现象的源头，应该加以克制。而天理符合事物发展规律，按规律办事能推动社会进步。所以我们要努力认识、掌握天理，用天理来克制人欲中向不良方向发展的趋势。王守仁在学习朱熹理论的时候，觉得似乎这种理论和现实不能很好的吻合，但是又找不到具体哪里不对，于是就迈上了漫长的探索之路，最后形成自己的一套哲学，命名为心学。几乎影响了往后明朝的所有历史，并给现代人也带来无数启迪。王守仁在没有头绪的日子里，到处游历。又一次拜访了一位远近闻名的得道高僧——某个寺庙的方丈。两人聊了很久，交流哲学认识，可是总是谈不到一起去，最后陷入了长时间沉默。然后王守仁问：家里还有人吗？方丈答：有，老母亲尚在。王：想念否？方丈又沉默了很久，长叹一声：怎能不想？然后矛盾又痛苦得表示 惭愧，因为他认为这表示自己修行不够。王大声叱之：思念父母是人之常情，你想念母亲是天经地义的，为什么要完全克制并感到惭愧呢？结果，那个方丈直接卷铺盖，回老家，看母亲，不当和尚了。然后王守仁当然是遭到寺庙的反感：居然把方丈给说得还俗了，这还了得！然后被赶出门。王守仁认为，人的感情和欲望是很基本，很根深蒂固地存在的。要完全抵制，做到去人欲，反而是不合乎客观规律的。那么什么是天理呢？为什么天理不能完全化解人欲呢？王守仁不知道，因为朱熹对天理的解释也是“道可道，非常道”，含糊其词，让人意会。王守仁在经过了长时间的探求，并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不断思考，终于在他人生很不得志的阶段中眼前一亮，哈哈大笑，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天理就是人欲，人欲就是天理，两者是一回事。心学由此诞生。大凡这种说万事万物统一规律的理论，表述方式总是似是似无，人们的理解也千差万别。比如对论语的理解一直有很多分支。真可畏“道可道，非常道”。“天理就是人欲”的意思是，“天理”是由人来认识到的，所以融入了人的思维，成为了“人欲”的一部分。通俗点，我们人都有理智和感情。理智就是人对“天理”的认识。但是理智和感情都是人的思考方式，两者本质上都是人的想法，所以在某种层面上应该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