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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二四章 董卓迁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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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关东联军,讨董联盟,其实在军事上对董卓的直接威胁并不大,但却给董卓造成了明显的政治压力。  尤其是积极参与反董联盟的,有一大半以上,是董卓提拔起来的士人,这让董卓彻底明白了一件事情,作为关西凉州武人,他再怎么卖好,也无法得到关东士人的认可。  既然如此,那我就不装了。董卓干脆撕下了伪装的面具,再次拿出了武人的蛮横做派。既然杀了刘辩,你们这些关东士人还不罢休,那我就彻底掘了你们关东士人的根。  当初光武中兴之后,定都洛阳,由此才奠定了关东士人的地位。这次,董卓决定要把都城迁回关西长安。  所谓关西,就是函谷关以西,地理范围上,核心区域主要是关中平原和凉州。关西易守难攻,是秦汉的起家之地,但随着大一统帝国的形成,关西偏远的劣势就体现了出来。  光武帝刘秀中兴汉室,号称位面之子,六七年间就统一了中原,依靠的是关东的士人和豪强的支持,因此光武之后,关东士人的地位得以确立,都城就迁到了洛阳。  而随着都城这种政治中心的东迁,关西人的影响力就大幅下降。尤其是凉州,都城在长安时,凉州是关中的屏障,地位自然无需多言,但迁都洛阳之后,凉州就成为边鄙之地,逐渐陷落到地域鄙视链的最底端。  董卓作为凉州人,对这种地域鄙视链自然是强烈不满,加之他在凉州经营多年,根基深厚,把都城迁回长安,就可以更稳固的把持朝政。时间一长,关东士人的地位自然下降,而董卓却有可能获得关西士人的支持。  董卓把朝中大臣,都召集了起来,提出了这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策略,迁都长安:“高祖都关中,十有一世,光武宫雒阳,于今亦十一世矣。案《石包谶》,宜徙都长安,以应天人之意。”

此策一出,百官一时都被震惊的说出话来。此时,董卓大权独揽,能够在董卓面前能够说上话的除了近人,就只剩下三公杨彪、黄琬和荀爽了。  司徒杨彪马上就提出了反对:“迁都可不是能轻易进行的。当年光武定都洛阳,是因为长安被王莽弄残破了,现在都城在洛阳已经这么久了,大家都已经在洛阳安居乐业,要是迁都,一定遭到百姓反对,会造成很大的变乱。”

董卓对杨彪的意见嗤之以鼻:“关中那么富饶,长安残破,重建就是了。至于百姓,我需要和他们商量吗,有这么多兵马,我让他们上山下海,也得听我的。”

杨彪与董卓当场争执起来,太尉黄琬也上来帮腔站在杨彪一边,对董卓大加驳斥。司空荀爽看董卓要发火,赶紧劝解,才让双方暂停了争吵。  董卓此时已经不再相信这些士人,见杨彪、黄琬不给面子,直接找了个灾异的理由,就把两人的三公之位给撤了。换成了赵谦和王允。  党人,城门校尉伍琼、督军校尉周毖,之前曾今得到董卓的信重,这次却来进谏迁都之事,董卓更是大怒:“当初我刚刚来洛阳,你们劝我重用士人,我信了。但你们举荐的这些士人,现在全都起兵来反对我,这是你们两个小子在算计我啊”。  董卓再不肯相信这二人,直接就把这两个人杀了。两颗人头落地,朝中诸臣再也没人敢出声反对迁都,迁都之事就确定了下来。  不过要想迁都到长安,有两个在三辅之地手握兵权的人,一定要先解决。否则,到了长安,弄不好比在洛阳还危险。这两个人就是左将军皇甫嵩和京兆尹盖勋。  此时,京兆尹盖勋掌握着长安的守备兵马,时左将军皇甫嵩统领着三万兵马驻扎在扶风。于是董卓下诏,召二人入洛阳为官。  盖勋赶紧私下来找皇甫嵩商议,皇甫嵩的长史梁衍也劝说皇甫嵩直接起兵,与关东联军的呼应,皇甫嵩依旧不肯答应,甘愿放弃兵权,到洛阳就任。  其实,袁绍的讨董联盟一成立,皇甫嵩就知道,诸侯割据的时代到来了,大汉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只是此时的皇甫嵩,已经垂垂老矣,无力再参与诸侯争霸,而皇甫家的后代,他的儿子皇甫坚寿、侄子皇甫郦,都没有参与群雄逐鹿的能力。  皇甫嵩的事业最高峰就是平定黄巾之乱,他因此被封为左车骑将军,冀州牧。当时的皇帝刘宏这个封赏,真的是够小家子气的,把一个车骑将军的职位,一分为二,分别封给了他和朱儁。  即使如此小气的封赏,也没有持续多久,不到一年,他就再次被免了官职。免官的三年之中,他看到了刘宏死性不改,继续宠信宦官,那个时候他就对这个大汉朝廷彻底的失望了。  虽然,刘宏后来又拜了他为左将军,但此时的他,已经再没有什么为大汉尽忠的心思,只想在战乱之时,一心保留家族的传承。  董卓篡政也好,袁绍他们以讨伐董卓为借口,割据地方也好,都与他没有什么关系了。这个世界上,哪有那么多愚忠之人?卢植不也弃官回乡了吗?  汉室皇家自己都如此不顾国家安危,难道他皇甫嵩就要替汉室流尽最后一滴血?他皇甫嵩起兵反董又如何?真以为杀了董卓,袁绍那些人就会乖乖的重新做汉室的忠臣?  此时,能够洁身自好,不靠着出卖汉室、刘家,来谋取利益的,就已经是有良心的了。对于皇甫嵩这些老臣而言,已经看到了汉室的结局,不生异心,只是不想给自己身上留下污点罢了。  后世很多汉末三国时期的忠臣故事,不过是后人为了皇权教育杜撰出来的罢了。看看曹操称魏王的时候,有几个人反对?曹丕逼刘协禅让之时,有什么人替汉室出头?  皇甫嵩放弃抵抗,盖勋独木难支,两人最后都入了洛阳。董卓迁都长安的条件就彻底成熟了。  从军事角度而言,洛阳此时的战略态势确实恶劣,洛阳已经被关东联军和河东的白波形成了包围态势,只有弘农一条通道与关西相连。  如此形态,即使董卓的兵马战力强悍,能够取得战术上的胜利,但战略上的劣势却很难扭转。后世的史书,很多都把董卓迁都长安,描述为看到关东联军势大,迁都躲避。  这么说,有些道理,但董卓迁都的理由绝对不止是军事的原因,一月份关东联军起兵,二月份董卓就决定迁都,反应如此迅速,政治上的考量因素恐怕更多。  对于董卓势力而言,迁都长安绝对是一步好棋,如果董卓后来没有死在,王允和吕布的政变之下,能否轮到关东的诸侯争霸天下,还真不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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