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先前承天门外击鼓一事，林聿修在京中名声大噪，连朝臣也对他多有耳闻。

　　今次殿试，他一上殿，在场众人神色皆是一振。

　　面对这些一齐看向他的目光，林聿修却并无惧色，他抬头直视着坐在龙椅上的皇帝，眼中自有一股清明正气。

　　叶倾怀没有给他出题，而是问了他一个与他会试答卷有关的问题。

　　“林生，你在明书一科中那篇题为《论古》的策论，朕看了。你在最后写道：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朕想听你说说，该如何‘鉴之’，才能不为后人所哀？”

　　林聿修忖了忖，答道：“回陛下，《六书》有言：民为邦本，本周邦宁。学生观古今，见历朝覆灭，无不起于民乱。民之乱，非因民之好乱，而是本于吏治不清，贪官为害。而贪腐横行，乃是因纪纲不肃，法度不行。故学生以为，若要不为后人所哀，当固邦本，振纪纲，察吏治。”

　　顾世海打断了他，道：“大景律法共计五百条，在历朝律法中，是最详实也是最严厉的。去年各州府秋决逾三千人，若是如此仍要提振法度，恐有立法过度之嫌。”

　　“顾阁老，法宜严而不宜猛。学生所言法度不行，并不是立法不严，而是执法不严。”

林聿修不卑不亢答道，“再完善的律法，终究要人去执行。学生窃见近年以来，律法裁夺常有徇情而罔顾理之是非者，以模棱两可谓之调停，以委屈迁就谓之善处，使我大景名为法治，实为人治。”

　　“自古司法断案便讲究情、理、法兼容，法律不外乎人情。林生是要质疑圣贤之言吗？”

顾世海的声音已有些阴沉。

　　林聿修却不惧不退，直视着他道：“顾阁老乃当朝刑部尚书，拥有一切律法的解释权。那么学生敢问顾阁老，顾阁老所言‘法律不外乎人情’中的‘人情’，是何人之情？是权贵者之情吗？还是天下黎民之情？”

　　他的声音很平静，却如同一把锋利的匕首，刺破了所有虚伪的假象。

　　“兴瑞二十五年，我朝颁《景律疏例》，明确王侯对于藩属土地的兼买有裁决权。顺平五年，刑部修订《捕亡律》，规定世享爵位的家族可免除兵役。顺平九年，内阁修订《职律例》，规定正三品以上官员初次犯罪可免除死刑，刑罚至多可罚褫夺官位，永不录用。学生想问问顾阁老，这种种法案修订，可是顾阁老所说的法律不外乎人情？”

　　大景的法律自立朝以来一直在完善修订，但是最近几年的每次修订都明显有偏袒权贵阶层的倾向。

　　这件事顾世海清楚，刑部清楚，朝臣也清楚，连叶倾怀也曾在陆宴尘的课上学到过，但是从来没有人提出过质疑。

　　因为这种倾向看起来并没有什么不妥。

　　“林聿修，你今科的明法得了满分，那么你一定读过《法经考注》这本经典。你还记得《法经考注》中第一章讲到律法的本质是什么吗？是公平的象征吗？是正义的使者吗？”

顾世海问完，不待林聿修回答，便摇头道，“都不是。律法的本质，是统治的工具。”

　　林聿修神色沉了沉，道：“顾阁老说的没错，律法的本质，是统治的工具。但是，学生对于这句话的理解与顾阁老有所不同。主编《大景律例》的法学大家温正安先生曾说过，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如果一部律法不能遵循此道，那便是一部恶法。‘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我朝是第一个将这句话写进律例并身体力行的朝代。足以见得，我朝的律法不仅是用来尊重权威的，它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确保权威不至于沦为专断。”

　　林聿修这一席话说得有理有据，发人深省。

　　他以一介白身站在整个王朝最有权势的几个人面前，为这个国家最底层的人民发声，为他们争取最基本的尊严和微薄的权力。

　　他既没有谄媚讨好的卑怯，也没有忿忿不平的恼怒。他看得到民众的苦难，却也能体谅统治者的不易。

　　所以，从头到尾，他都像一个旁观者一般冷静，冷静地阐述着一种现象，以及这种现象下隐藏的危机。

　　偌大的太和殿上有片刻的安静。

　　然后，皇帝率先打破了沉默。

　　“你接着说。固邦本，振纪纲，察吏治。你说的这三点，又该如何落实呢？”

叶倾怀问道。

　　“固邦本，在于使民富。民富则国富，民富则不会生乱。但我朝现在的情况却是国困民穷。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是因为其中有人在一边吸食民脂，一边蚕食国库。据学生所知，中州的富绅若是家中妻妾不足十房，便会被人瞧不起。京中贵妇如今流行用一种颍州产的薄细绢纱做鞋子的装饰，这种绢纱一匹就要三百多两白银，相当于一个百户县半年的赋收。”

　　林聿修叹了口气，道：“如果一百个人生产出来的丝绵绸缎，还不够—个富人穿用，那么天下会有多少人在寒冬无衣庇体呢？一个农夫耕作，却有十个人不劳而获，天下又会有多少人遭受饥饿呢？这些饥寒交迫的人活不下去，自然就会叛乱了。”

　　“学生以为，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源，在于我朝的赋税体制。我朝国库最主要的收入是按男丁数量收取的赋税。也就是说，一个穷人和一个富人所要交的赋税是一样多的。但是，穷人和富人所占有的耕地却有巨大差异。同样的赋税对于富人来说是九牛一毛，对于穷人来说或许就是沉重的负担。”

　　“更重要的是，户部收取赋税的依据是人口，而人口数量是由各地呈报上来的。兴瑞年间，户部曾在全国发起过三次人口统计，三次统计结果有巨大的偏差，于是兴瑞帝派人下去查探，发现漏报的极多，尤其出现在官员和富绅中。这些权贵通过瞒报家中人丁数量，从而避免了一大部分赋税。而这些赋税，本来都该是国库的银子。正是因此，才有了如今‘小民膏血渐尽而京储仍觉空虚’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