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还有笔墨纸砚伺候，要记笔记，第三是除了楚行最初简单几句问候和鼓励，接着赛八仙就话入正题，没有一丝繁文缛节。“这是坐而论道啊……”陈明遇是原本的江阴当地的小官，受阎应元的劝说，投靠了大乾，得了县官的职务。原本以为这一场大会是给大家封官许愿，授品定阶，顺带走走过场，定下正朔，大提众人心气，没想到却是把大家抓来讨论具体问题。“是坐而论事，往日里救民会也是这般议事，注意着点。”
阎应元因为在地方上的影响力，现在担任苏州府通判，就坐在他旁边，轻声提醒着他。“哎呀，大乾规矩大，万一我要打瞌睡，是要挨棍子？还是要罚钱？”
陈明遇有些紧张，之前就听阎应元说大乾律法森严，如今大乾威势比之前更强，大王做事是不是更加铁腕？“打瞌睡？等会你有本事打瞌睡，你可就真的是神人了！”
阎应元两眼圆瞪，似乎听到了极为好笑的事。这时候端坐正堂主位的楚行开口了：“之前曾行文诸县，来时要抄录县内户籍田亩相关数字，不是黄册，而是诸位实征钱粮之册，现在给诸县发下表文，按表文各项缮写妥当。”
话音落下，文书就挨个传下表格，陈明遇心说，好嘛，现场办公，想打瞌睡都没法子。这大乾的官还真的不太好当呢。想要浑水摸鱼，一点机会都没有。要是没有几分本事，当场漏了怯，大乾国主能当场将你轰出去。在场所有官员都聚精会神忙碌起来，这可是入新朝的第一桩作业，怎么也得交上漂亮答卷，可主座上的楚行却侧脸掩嘴，打了个哈欠。其实处理国务，他才是最辛苦的那一个，但是大战方歇，时间紧迫，却由不得安享太平，必须趁着伪明日子过得艰难的档口，抓紧把事情理顺。对他来说，这一场大会就是走过场，该怎么分割地方和中央的财税制度，该怎么把摊丁入亩落到实处，深化改革，他早跟大乾王府的军机们和内阁大臣商量妥当。这是新朝，他要推行的是全新的治政理念，当然靠南直隶这帮新投靠过来的臣子们定测。但让这些地方官汇总他们所掌握的具体情况，也是完善所定政策的依据。同时让地方官员参与到定策的过程中来，也能让他们早日接受这一套新东西，毕竟新的治政体系里，地方官员依旧占着很重要的位置。大乾朝堂的内阁和六部大多实际经手过地方政务，由摊丁入亩想到中央和地方的财税关系，这个弯转起来不怎么费劲，但他们提出的问题，也正如黄宗羲在国子监面对的问题一样，如何让新朝避免陷入这个怪圈？“历代王朝，包括现在的大明，都没真正认识到银钱的本质。过去是条件不足，现在是堪堪差一线，但若我们小心调理，这一线也是补得上的……”楚行的回答让大家还有些摸不着头脑，接着楚行的话，就让他们意识到，这是一桩涉及太广的工作，过程也将很是漫长，不过一旦开始，可是历朝历代都难匹敌的伟业。“旧时各朝，都想让天下是一个停滞僵化的天下，将百姓束缚在土地上，男耕女织，不然他们把握不住。可当银钱深入天下诸事后，如果能把握住银钱，就能大致把握住一个变化的天下。为此我们需要作很多工作，现在要做到第一步就是……”楚行说出了让众人抽口凉气的举措。第一，官府进一步下乡……这项政策之前在山东施行的非常好，只是后来大乾攻城略地太快，以至于进度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到了最后甚至搁置了。调整大乾的政治构架，以后不再是扶贫局自己折腾了，而是以全县代之。每县按地域和人口密度分划若干个乡镇，散而广之地为乡，密而聚之地为镇。而像扬州府府这样的城市，则分设几个区。乡镇区只是称呼，并无其他不同，每乡镇区都设立名为“公署”的衙门，经办具体事项。众人听这头一条就懵了，这就是将官员规模扩大若干倍！之前还担心那么多官员无法得到安置，现在也不用担心了。只要你科举成功了，实习期过了，让吏部满意，那么你就可以去当官了。现在来看，最大的问题是，钱粮怎么来？钱粮怎么来？这个问题可不能简单看官员俸禄，历代王朝给地方定了若干编制内官员，由中央财政供养。可那点可怜人力完全不够治理地方政务，都是靠着“杂派”，也就是地方税来解决。中央对地方有诸多治政要求，以便能实在掌控地方，包括文档籍册，民间事务管制，这都要人来管，但又不解决经费，这实际是中央认可地方要自己收税。可基于大一统、强干弱枝以及绝不多事等等儒法治政理念，中央也不愿跟地方明确划线，由此可以随时一张纸就将地方税卷走。如果将这些杂派填实到地方，跟地方财政分割清晰，钱粮问题，自然好解决。其他人则担忧，会不会压得民人更觉艰难？更有人直接跳脚道，宋时就有冗官之祸，这一策是谁献的？祸国殃民嘛！楚行摇头感慨，儒法之念深入官心啊。他止住了沸腾的人声，说出了第二策，官吏一体。众人都不吱声了，他们一时没想明白其中的利弊。吏员自然都是想当官的，但楚行这一招，实际等于是取消了吏员的生存空间，要让他们走到前台来。结合刚才的第一策，就能看出，所谓官员扩容若干倍，实际是把所有吏员兜了进来。若是吏员都按官员来要求，诸如回避、监察等等由朝廷落在官员上的管制，也都要落到吏员身上，他们担心，这一策既得不到读书人的支持，也得不到吏员的支持。“我是很想事事都和衷而就，但有些事情，涉及根本，就只能以力而就。”
这一点楚行很坚决，表明即使两边都不支持，他也要强行推动。“我大乾之官，都不再是管人之官，而是管事之官。当官就是做事，做人的那种官，得把事情做透了才能爬上去。”
这话也点出了官员还是有区别的，这也就是政务官和事务官的区别，但不同的是，绝大多数人都将是事务官，政务官的员额会很珍稀。有人还是不理解，说民人各安其份，这天下就和乐融融，何须要那么多做事的？又有什么事可做？有什么事可做……这就是儒法之国的根基，绝不愿多事。因为他们要让社会僵化，因为儒法之国的官，真正要干的就是四件事：收赋税、兴教化、断刑罚、安乡境。但归结到底，后三件事也是为第一件事服务，而且是为朝廷收赋税。从本质上说，官僚集权时代的王朝，地方官就是中央政府派驻地方的税务代理人。在这个基础上，他自然没有主动意愿去提供“公共服务”，仅仅只是为了稳定税源，才必须提供一些最基础的公共服务，例如治安、救灾防灾和稳定人心，以及为中央输送人才的教育。中央政府汇聚了全国的财税，提供的公共服务就只限于治理大规模的叛乱和灾害，以及抵御外敌入侵。说起来，最初封建制向郡县制演变，至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需要更多的公共服务，比如治河和救灾。要向近现代国家转变，关键不止在政治上层的权力中枢是什么面目，还要看基层政权是如何构建的。将公共服务细化，推进到社会各个层面，这才是近现代国家的根基。而这个过程，在欧洲也是伴随着工业革命逐步完成的。楚行为什么说还堪堪差一线，就是他治下的山东，还只有一丝萌芽，并未演进到那一步，这时候就需要他这个“英明领袖”来拔苗助长了。从另一个方面看，政权深入到基层后，社会的组织能力也将更上一个台阶，资源的利用效率，内部的坚韧度将是古代国家难以匹敌的。要推动官府下乡，就必须将现有的官吏体系打破，在这方面，吏员世家虽然有了上升空间，但少了灰色地带，要直接担责，并不会完全当作好事看。读书人自然更是反对，他们读圣贤书，是治天下的，可不是像吏员那样当牛马的。楚行虽然还有牌，却不指望能完全消除矛盾，这事他就得抱定有艰难险阻也得干下去的铁心肠。而众人下意识地想着，官多了，老百姓就要遭殃，这就是儒法治国理念的延续。楚行要丢下乡的官员，甚至连带原本的州县乃至中枢官员，本质上都会有所改变，就如他所说的那样，官，不再是管人的，而是管事的。以楚行要设立的公署为例，都是些什么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