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轮摊丁入亩。但实际地方上有很多力差杂役没有免掉，比如最重要的里甲十年一轮。而后万历加新饷、练饷，并入旧之两税，也让后人忘了这两饷，只当正税就是增加后的数字。从这里就看出一个规律，朝廷收税，先只按田收，后来扩展到户，再到人。然后进行赋税改革，三项税收汇总到田亩上，由田亩摊分，当然总数是绝不会少的。这一轮稳定后，又开始将税收扩展到人户身上。之后再进行赋税改革，重复将税收根基按回到田地上，当然，转了这一圈，总数自然比前一次更多，每转一圈，民人的负担就重上一层。其实，早些年黄宗羲著述这本书的目的，其实跟传统的文人一样，搞得是托古改制，就是描述我们老祖宗如何厉害厉害，我们是不是要跟老祖宗学习啊。其实也是在改革的基础上，穿上一身古老的外衣罢了。可是他来到大乾发现，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儿，这里一切都是新的，大家根本不需要这么玩，这让黄宗羲完全放飞自我。甚至于主动在教室里，给学生下发作业，就是让他们寻找自己这本书的漏洞，并且完善他。“愚虽然发现这积重难返之症，但具体如何医治，却只有肤浅之策，所以留下作业，让尔等各抒己见。”
在原本的历史里，此时的黄宗羲应在金陵参加张溥召集的金陵大会，经友人周镳介绍参加复社，成为社中活跃人物之一。因为大乾提出的诸多策略，完美的迎合了他的内心思想，使得他心生敬仰，诸如大乾提出，以民生为本的思想，几乎与他提出的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观念如出一辙。而大乾国主在救民主义提出的，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于万民之忧乐名师说到了黄宗羲的心坎里。所以黄宗羲这个年轻人，义无反顾投身于大乾的阵营，并快速走上朝堂，走向了学问派。而彼时，这些年楚行也没闲着，在楚冯氏的帮衬下，对于历史有了更进一步的研究，甚至创造出了类似于资本论一样的见解，并在救民主义之中进行了阐释和描述，黄宗羲研读之后，大呼痛快，并通过长时间的努力，已经学有所成。可以说是，大乾救民主义的新的理论派开拓人。他在理论上，某些领域已经接近楚行对于治国的理解，甚至于青出于蓝，在国子监任这文心楼的楼主，以解决实际问题的眼光来剖析历史，所讲内容被学生们视为“帝王之术”，每次开课，整个书院大半学生都会跑来听。“秦何以一统六国”、“华夏从封建到郡县的转变”、“西域于华夏之要义”、“前明帝王成败”、“钱法三千年”、“丞相内阁之衍”、“州县兵政变迁”，一听这些题目，那都是以前帝王才可听到的治政密学，再隐秘不过的帝王之术，黄宗羲却是堂而皇之地在国子监开讲。虽然内容还不怎么深入，观点也不成体系，但以实为基，以明得失为目的，听得学生们大呼过瘾，一个劲地庆幸自己没有学其他人跑掉。这般内容，换在北面的朝廷，甚至之前历代朝廷，都不会明以示人。似乎是受了楚行时的提点，或者是感受到了新立大乾也正处于抉择路口，年前黄宗羲就将研究重点转到了更为实际的赋税制度上，他今曰所论，也有不少是从楚行时那搬运过来的，而楚行时的东西，自然又少不了后世诸多理论的影响。今日借《明夷待访录》说到赋税，学生们早有心理准备，却不想等来的是黄宗羲对这积累难返之症开出的药方肤浅？并让学子们，补充完善。“狂妄！”
袁枢直恼怒不已，下意识地就想起身驳斥，却被文震孟曾拉住了。“听他说下去嘛……”“经过在下的总结，积累难返之症的根结在二，一是君王朝廷无怜恤之心，欲壑难填，二是以钱以银为税，所税非所出。在下认为，解此症结，一是以所产为所税，二是重行方田之法，此二论皆书生之言，非治政之言。”
黄宗羲一点也没在意学生们的惊诧，继续侃侃而谈。“钱银于天下之利弊，早前我们已经谈过，钱银兴，人世旺，此乃天道显于人世之理，若是要逆它，国将不国，民将不民。前明太祖和我先的想法一般无二，虽然难做到田税尽依本色，可在徭役力差一事，绝不愿银钱沾染，结果怎样呢？结果是嘉靖朝不得不行一条鞭法，否则再难维持政治。”
“我这里有一份方田之法，是一位同学延续我在《田制》一二三的说法，并进行进一步的拓展，我很欣赏这位同学的态度和努力，但是你们就未曾想过，夫子也会犯错吗？这本书是我早期的思想，其实就是书生怀古，老生长谈的内容，于治国并无多大用处，我想看到的是你们的见解，所以大家以后要多拿出来一些新的东西来。”
“早前我们也讲过了，三代行封建，秦后行郡县。根底已不一样。而赋税一事，更非单只朝廷与百姓之事，之间还隔着州县官府乃至田地属权两层。方田之法只论施政对象，不论施政者和经手者为何人，那就如书生一般，将自己代作朝廷和州县官府，只当是浑然一体，将天下与百姓比作白纸，肆意勾画，这不就是那般只知读圣贤书的迂腐之见么？”
黄宗羲显然是对这问题研究得很深，喷起早年的自己来，也是心气十足，不仅学生们都愣愣地听着，文震孟曾和袁枢直也按下了火气，要听他到底能丢出什么干货。“当初的我，和如今的你们，对于这积重难返之策，并未完全看透。”
黄宗羲继续发着惊人之语。“此症不止是在田税和力役上来回周旋，更是在朝廷与地方的正税和杂派之间来回周旋。”
“国要君王彰贵，养官备兵，要修城治河，地方州县也要兴教化，断是非，治安缉盗，修渠筑堤。但历来朝廷都不会任由地方在财事上坐大，但凡朝廷得力，留于地方州县的正税，只够供养官吏、学官生员等等。其他诸事，非得特例，都得靠地方民人自理。所以历代州县官府，在正税之外都有杂派，这无关贪腐，而是迫不得已的治政之策。”
黄宗羲接着说到，自秦汉始，徭役就是朝廷向地方“侵税”的战场。汉时成丁要服正卒、戍边和更卒三类。正卒和戍边都是当兵，期限不过两年，而更卒则是每年要在本地服一个月徭役，负责土木工程、驿传、漕运等等体力活，之后这更卒变为出钱代更的“更赋”，这钱自然就收到朝廷去了。朝廷做的是大工程，办的是大事，可地方州县要修城廓，要造桥，要修水渠河堤，要组织民壮防火防盗，这些小事朝廷管不到也管不了，只好地方自己解决。一些临时工程可以由地方官出面筹措，一些长期工程，比如养更夫民壮等事情，那就得靠地方搭着正税来收杂派解决，杂派的根底就在这里。地方官贪腐，只是将自己的私欲又搭在了杂派上，而非是贪腐造就了杂派。历代赋税改革的背景，都是朝廷原本的赋税体系难以维持，核心原因是，历代开国，规划财税制度均以僵化而理想的状态为基础，毕竟朝廷以外儒内法为治政思想，目标就是追求一个僵化而静态的天下。但历史从不是静止的，天下也一直在变化，僵化的财税体系跟不上发展的形势。历代赋税改革的思路都很简单，将计税基础重新退回到相对还算僵化不变的田地上面。把田税丁税乃至地方杂派摊入田税后，地方靠着杂派组织起来，用于解决地方本地公共事务的税费也被刮到了朝廷腰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