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余名学生举着“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誓死力争”等标语，在游行示威总指挥的傅斯年带领下，浩浩荡荡向当时的外国使馆区东交民巷前进。

游行队伍整齐，气氛严肃，受到狂热气氛的感染，所有人都忘记了恐惧，成了凛凛正气满心间的勇士。忽然一阵大风，吹得漫天尘土。学生在风中用力举着旗帜，继续前行。

游行队伍在东交民巷西口被巡警阻止不得通过，只能向美、英、法、意等四国使馆递说帖。

四国公使无一出面,因为当天是星期日,他们都不在使馆,“只有参赞出来接见,表示同情”。

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四个学生代表和东交民巷的官员通过数次电话以后,被推选进入美国使馆,留下说帖。

给美国公使馆的说帖写道：“1915年5月7日二十一条中日协约,乃日本乘大战之际，以武力胁迫我政府强制而成，吾中国国民誓不承认之。青岛山东一切德国利益,乃德国以暴力夺去，而吾人之所日思取还者。具以对德宣战故,断不承认日本或其他任何国继承之。如不直接交还中国,则东亚和平与世界永久和平，均不能得确切之保证”。

傅斯年等学生代表与中国警察、四国使馆交涉过程中,大部队在使馆外苦等约两小时。本就是群情激愤的场面，这等待的时间里又积聚了更多的火气。

人群中有人说，这自家土地已不许我们通行,真是奇耻大辱,这一切都是卖国贼造成的。

这时候，队伍里有人高喊“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里去”，于是愤怒的人群潮水般地向赵家楼涌去。

这出乎总指挥傅斯年的意外，他曾经想极力阻止，但人们的情绪已经失控。

此时此刻除了从众已经没有别的选择，傅斯年只能举起了大旗,率领队伍直奔曹汝霖的宅邸赵家楼。

游行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开到了赵家楼胡同，曹宅的大门早已紧闭，由于房屋围墙太高，无法翻入，盛怒之下的学生将旗子掷向院内，高喊“卖国贼曹汝霖快出来”。学生们的情绪越来越激昂，但无法冲进门去。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部的学生匡互生，发现大门右侧有一个窗户。只见这位少年时代练就了武功的匡互生，纵身跃上窗台，一拳将窗户玻璃击得粉碎，两手用力一掰，把窗户上的小钢筋拉弯，然后一跃而入。紧接着，又有四五个同学爬了进去。

匡互生等迅速将笨重的大门打开，如鲫如鳞的群众一拥而入。

入宅前已传说，被当时的人们称做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正在曹家开会。人们涌入内宅搜寻，只碰见了到曹家做客的章宗祥。人群把怒火都发到了章宗祥身上，将其痛打一顿。

这时，担任游行大会主.席的段锡朋所发现，匡互生取出预先携带的火柴，将屋内易燃的帐子、挂画、信件集中起来，准备点火。

他急忙阻止匡互生说：“我负不了责任。”

匡互生回答：“谁要你负责，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

说着，已经把火点燃。

这便是著名的五四运动中的“火烧赵家楼”。

匡互生（1891年11月1日—1933年4月22日），字人俊，号务逊，又号日休，湖南邵阳东乡长沙村人。

这个来自清末民初革新风气最为硬朗的省份之一湖南省的学子，辛亥革命时，在长沙邵阳省中学读书的他，曾跟随长沙革命军攻打巡抚衙门。在参加游行的前一天晚上，与相知好友月下密谈，决计为国牺牲，写好遗书，将后事托嘱友人，说：“我死后，要家人知道。我为救国而生，为抗敌而死，虽死无怨。”

这个时候的他，应该是有备而来，是打定主意，干件惊世骇俗之事。

眼见赵家楼大火骤起,傅斯年知道事情已经无法挽回。此时,他冷静地做了件聪明事,“把他一本日记簿,上面写着许多代表名氏,往火里一丢,马上烧掉了。”

这个举动对学生代表起到了保护作用。

果然,这场火引来了滔天大祸。学生们火烧赵家楼的同时,北洋政府就采取了行动,在现场抓了三十二名学生,其中大部分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包括段锡朋、傅斯岩、许德珩、杨振声、江绍源、易克嶷等活跃分子都被北洋政府投入了监狱。其中傅斯岩是傅斯民正读北大预科的弟弟。

避风头的傅斯年没有马上回北大,而是当晚才回。第二天,学生会召开临时会议。在商量下一步的对策时，形成了两种意见。

在任何运动中，总会有激进和温和的人群，傅斯年显然是属于温和派的。会上，他和一个叫做胡霹雳的争论得特别厉害。年轻人火气大，争着争着两个人还动起手来，一怒之下，傅斯年因此而当众宣布，退出学生会，说完后便拂袖而去。大家本来是要选他当学生会临时主.席的，这样一来只能另选他人了。

傅斯年固然是在气头上做出退出的决定的。所谓冲动是魔鬼，傅斯年仓促做出的这个决定，肯定有冲动的成分，但应该也不完全是冲动的产物。

他出于那样一个温良恭俭让的家庭，读了那么多的书，可以肯定，他是希望他带领的这支游行队伍，能够进行和平示威，对于火烧赵家楼，他肯定是有保留的。但是，事情的发展，和他的预想，是有很大落差的。也就是说，在活动中，他是做了不少的不情愿和违心的事情。

很多人可能会说，群众运动那能没有过火行动，这当然不无道理。其实，更深刻的原因是，在追求民主和共和的道路上，当局和人民群众，都要有一个学习的过程。比如，对于当局，不能因为有人上街游行便认为是出了大乱子。而对于民众，能够在游行示威中保持理性。坚持在合法的范围内活动，这便是在民主制度下当局和民众成熟的一种表现。

如果，傅斯民是个成熟的政治家，他就会对发生的事充分的理解了，但他不是，因此，这时候的他，心很乱，也很累。

再者，他做出这个决定，肯定与他的老师胡适有关。

很长的时间里，意识形态在批判胡适的时候、常把他反对学生运动当作“反动”的证据，其实当时许多人都不主张游行示威的。

鲁迅是反对的，因为他看到中国学生的游行示威的结果与外国不同，最终只能得到牺牲。

李大钊也并未走在五四游行的学生中间，因为他不希望看到太大的牺牲。

特别是鼓吹“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的陈独秀，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因为北大学生不听劝阻而上街游行，曾经与蔡元培一起向教育部递交过辞呈。五四运动爆发时，已经被免去文科学长职务的陈独秀，也没有像著名报人邵飘萍那样走到前台去直接煽动学生。

有记载：“1919年6月11日晚上，陈独秀到新世界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身边没有带一名青年学生，而是邀请安徽籍的成年人胡适、高一涵、程演生、邓初等人陪同前往。被捕之后他虽然表示认罪，却没有牵连到任何一个人。”

毫无疑问，在民主社会里，游行示威是民众表达自己诉求、意愿和主张等寻常的方式，是不同于起义和暴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