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虽然从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的第二天就宣布退出，但处于那样的时代洪流中，像傅斯年这样忧国忧民之人，怎么可能置身事外。

事实上在后来的几个月里，可以说他一直处于对运动的观察、思考与总结的状态。

反思和总结五四运动经验教训，评价其功过是非，探索以后青年的努力方向。他在这个时期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论述了这些问题，并系统提出了改造社会的理论，其中代表性的文章有《〈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中国狗和中国人》、《时代与曙光与危机》、《欧旅途中随感录•北京上海道中》、《在美国公使芮恩施送别会上的谈话》及一些个人书信等。

一九一九年八月二十六日，傅斯年给他北京大学时同窗好友，当时在清华学校任教的袁同礼写信，在信中表述了对“五四”爱国运动的认识。

袁同礼(1895～1965)华裔美国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字守和。河北徐水人。生于北京。一九一六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一九四二年任北平图书馆馆长。一九四九年赴美，先后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和斯坦福大学研究所工作。袁同礼在北平图书馆任馆长时，聘请一些专家，为该馆藏书、编目、书目等项业务打下基础。他是中国文化交流的使者，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先驱。著有《永乐大典考》《宋代私家藏书概略》《明代私家藏书概略》《清代私家藏书概略》《中国音乐书举要》《西文汉学书目》（英文本）等。

傅斯年在给袁同礼的信中写道：“自从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新动机大见发露，顿使人勇气十倍。”

几天以后，傅斯年撰写了《〈新潮〉之回顾与前瞻》，在文中再次叙述了五四运动的社会影响：“五四运动过后，中国的社会趋向改变了，有觉悟的添了许多，就是那些不曾自己觉悟的，也被这几声霹雷，吓得清醒。….…以后是社会改造运动的时代。我们在这个时候，处这个地方自然造成一种新生命。”

傅斯年虽看到社会“新动机大见发露”的好兆头，但他并不盲目乐观。他是个好学深思的人。他颇知清末以来，中国有过好几次“新动机发露”的时候，但“都是结个不熟的果子，便落了”。他很盼望这一次能避免前辙，思想界要“厚蓄实力，不轻发泄”，做持久的努力，做长期的积累，使新动机引发出来的社会新因素，从容生长，发达，最后结出成熟的果子来。

他所期待的成熟的果子，是社会的变革取得成功，中国随着世界进步的潮流，由一个老旧的中国变成一个新中国。这中间要做的工作实在太多太多了。所以，他最担心重复以往的轨辙，运动很快地兴起，很快地进入高潮，又很快地衰息。他对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老毛病，很有深刻的反省。

在五四运动爆发前一个月，在《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一文中，他就指出：“凡是一种新主义、新事业，在西洋人手里，胜利未必很快，成功却不是糊里糊涂。一到中国人手里，总是登时结个不熟的果子，登时落了”，“因为中国人遗传性上有问题”，“因为中国人都以‘识时务’为应世上策”。凡事只得皮毛，便求速成。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四个月之后，傅斯年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一文中又说道：“我觉得期刊物的出现太多了，有点不成熟而发挥的现象”;“厚蓄实力一层也是要注意的，发泄太早太猛，或者于将来无益有损”。他希望《新潮》同人能做扎实的努力，以期“在十年之后，收个切切实实的效果”。

五四运动之前，傅斯年认为，在封建专制政治长期统治下，中国一般的社会，有社会实质的绝少，只有群众。

在他看来社会与群众的区别主要是，社会的民众有细密的组织，健全的活动力。而群众仅是散沙一盘，乌合之众。

他曾把当时的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相比较，认为西方社会是健全的，所以个人的能力有机会发展；中国人所凭托的社会，只是群众。

他把中西社会形象地比做矿物，西方社会是多边形复式的结晶体；中国社会是附着在岩石上半沙半石的结合。他认为中国的官署、官吏、工商会等都是“社会其名群众其实。至于乡下的老百姓，更是散沙，更少社会的集合。”

即使是文化程度较高的大学生的生活“也是群众的，不是社会的。”

傅斯年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人有群众无社会，并且喜欢群众的生活，不喜欢社会的生活。”

这种社会状况生出的恶果，“第一，是社会上多失职和不称职的人；第二，是使社会不健全了”。

在傅斯年看来五四运动是一个重要的开端：“从五月四日以后，中国算有了‘社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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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出了一个很有启发意义的见解。他指出，五四运动原是无领袖，不用手段和不计结果的，是自下而上生发出来的社会运动，因而可说是真的社会运动。这一点极具深刻意义。如果运动是由极少数领袖事前计划好的，“有领导”地搞起来的，这就有“运动群众”的意味。此种运动如果成功，其结果会造就一批“神圣”，他们拥有崇高的威望和巨大的势力、影响，以致权力集中到这少数人甚至一个人的手里。如此，所成就的仍然不会是有机的社会，仍只是有群众而无社会。

五四运动的起来，是基于各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心的觉醒。用傅斯年的话说，“五四运动可以说是社会责任心的新发明”。这种基于各个人的责任心而起的运动，才是真的社会运动。沿着这个方向扎实做去，才会成就一个有机的社会。相反，若是在大众还没有自觉的责任心的时候，少数人乘社会某种失控失序的情况，用一些响亮动听的口号把群众鼓动起来，那是不可能真正造成有机的新社会的。

这一时期，傅斯年对如何改造中国社会的问题进行深刻的思考。

他提出：改造社会必须是自下而上的，“凡相信改造是自上而下的，就是以政治的力量改造社会，都不免有几分专制的臭味。凡相信改造是自下而上的，就是以社会的培养促进政治，才算有彻底的觉悟”。

在对五四运动的思考中，傅斯年认为社会的改造、社会的进化，不能“跳墙”，即不能超越必经的阶段。他说：“兼程并进的进取，何尝不是中国此刻所要求的。不过，分别看来，快走则可，隔着个墙跳过去则不能。我以前很觉得跳墙的进取最便当。现在才知道社会的进化不能不受自然律的管辖，……”

傅斯年在其改造社会的思考中，提出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即社会与政府的关系问题。他在纪念五四运动一周年时，所写文章《青年的两件事业》说：“假使中国有社会，决不会社会一声不响，听政府胡为，等学生出来号呼。假使中国有社会，决不会没有舆论去监督政府。假使中国有社会，绝不会糟到这个样子。”

显然，傅斯年认为，社会具有制约政府的功能。正因为中国无社会，因而无制约政府的力量，才使专制制度垂二千年而不亡。

他指出：“专制是和社会力量不能并存的。所以专制存在一天，必尽力破坏社会力。”

没有一个足以制约、监督政府的社会，打倒专制、追求民主的口号喊得再响，或者用暴力打倒再多的“专制者”，结果仍摆脱不了专制。这是相当深刻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