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年6月初夏，傅斯年在北大本科毕业。接下来的路当如何走呢？傅斯年所以从风头最盛的五四大游行总指挥毅然退出，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傅斯年给自己的定位是做学问，而不是从政。

关于这一点，从傅斯年等与美国公使恩施的谈话中，清楚可见。

一九一九年九月，美国驻北京公使芮恩施任满回国。他在职期间，对中国人民持友好和同情态度，积极支持中国收回山东主权的正义行动，赢得了中国各界的尊重。离任回国时，北京学生联合会决定举行欢送会表示尊敬，芮恩施谢绝此举，为表谢意，他通知北京大学校长代表蒋梦麟，愿和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举行座谈会，联络彼此间的感情。

蒋梦麟约学生会代表傅斯年、张国焘(北京大学)，戴骅文(北京高师)，瞿世英、王德甫(燕京大学)五人于九月五日与芮恩施举行了谈话会。会上傅斯年表明自己的志向,“此后当发愤为学术上之研究,谋劳动者之生活,以知识喻之众人,以劳力效之社会”,“独立创造新生活,以图淘汰旧生活”。

走做学问的路，对于傅斯年来说，还需要深造。而要深造，摆在傅斯年面前的，无非有两条路。其一，出国留学，其二，升本校大学部，也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读研究生或博士。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傅斯年当然最想出国留学。他的老师胡适等也都极力主张傅斯年出国深造。

但出国六学，谈何容易。如果是自费的话，傅斯年读中学和大学都是侯延塽等人资助的。为什么是“等人”？因为靠侯延塽一个人力不能及。如果自费留学还是靠资助的话，对于自费留学的天价，别说是侯延塽等人，就算把胡适等人加上，也是杯水车薪。再说了，傅斯年怎么能再拖累这些对自己恩重如山的人。

也许有人会说，走不了自费就走公费呗？说得轻松，知道那个时候的人们是怎么说公费留学吗？不是千军万马走独木桥，而是“牵着骆驼穿针眼”。

牵着骆驼能穿过针眼吗？就算有那个本事，也得有名额呀！那个时候可不是每年都有公费留学。也就是说，不管有多难，首先得有名额，总不能无中生有。

还真别说，很快传来消息，今年还真有公费留学的名额。只不过，这名额既不在学校，也不像胡适那年有国家统一控制，而是在各省。为什么，因为中央政府没钱。了解那个时候的民国的人，都知道，无论是黎元洪还是这时候的大总统徐世昌，总统干不下去了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钱。而既然是各省负责公费留学费用，人员当然是各省说了算。

关于傅斯年出国留学的故事，大多数的版本是，傅斯年参加了选拔考试，获第二名。成绩是通过了，用现在的话说，是政审出了问题。因为傅斯年这个五四运动的总指挥，《新潮》杂志的总编，这样的危险分子，怎么可以呢？如果出去了，什么时候一不高兴，在国外闹起事来，可怎么得了。说是在关键时刻，山东省教育厅一位叫陈雪南(名豫)的科长站了出来，替傅斯年打抱不平，声言：

“如果成绩这么优越的学生，而不让他留学，还办什么教育！”

这才迫使当权者让步，把傅斯年列入官费留学生名单。

这位早年毕业于北大的傅斯年的学长陈雪南(名豫)的科长，肯定在傅斯年出国留学这件事是出了力，帮了忙的。但是，话说回来，在中国的官场上，一个小小的科长，有这么大的力量吗。就算陈雪南科长，有左右山东教育厅的能量，也不行呀！

因为，当年的官费留学考试，虽说是由山东教育厅组织，再上报北洋政府教育部复核(地方初试北京复试)，但经费乃由本省自出(所以亦称“省费留学”)，而条例的制定及名额的确定则是在省议会，均需省议会决议通过，并实行监督之。

换句话说，此事不是教育厅一家能左右得了的，省议会议员们持何态度至关重要。

而事实上，傅斯民是在省议会找过关系的，就是民国山东教育家王祝晨先生。

傅斯年怎么会找到王祝晨呢？原来此前两人就已认识。王祝晨曾当过傅斯年老家“山东省立聊城二中”的校长，还曾请傅斯年到学校做过演讲呢。

王祝晨在省立聊城二中任校长三年，使之享誉省内外，而获有“王大名士”的称号，不过傅斯年结识这位教育家则另有原因。

一九一八年初春王祝晨听说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发起“留法勤工俭学会”，便即刻与济南省立一中校长赵同源同赴北京，访问了北大校长蔡元培和教授李石曾等人，接洽留学生事宜。

回到聊城后他便与北美长老会德牧师商定，由其于一九一九年回国休假之机，带两名聊城二中学生孙芳时和钟尔康试行自费勤工俭学，此为山东学生勤工俭学留美之肇始。

也就是在此次访问北大期间，胡适把大弟子傅斯年介绍给了他家乡的这位山东教育家。而在此之前，傅斯年已经闻知王祝晨的大名。原因是当时王祝晨还开创了山东民俗研究。他规定省立二中学生每年放假回家一定要做乡土调查，开学后将调查报告直接上交校长并汇报回乡心得。

王祝晨还亲自搜集了一些山东民谣，寄给北大校长蔡元培，陆续发表在《北京大学月刊》上。

一九零八年夏天傅斯年回聊城过暑假。王祝晨遂趁便请傅斯年到校给家乡的小学弟们上了“三课”(演讲)。第一课是“德先生与赛先生”。第二课是“现时的北大”。第三课是“现实与未来”。

傅斯年这三次演讲对二中学生触动很大，在校园内引起强烈反响，出现了举办演讲会的热潮。当时三场演讲都作了刻印分发并存档，今日如有当应还能查到。

而当年的省立二中校园位于东昌府老城中心光岳楼东南侧的孙家胡同，原清末启文书院旧址，距今日的聊城傅斯年纪念馆仅一条马路之隔，这也算是历史的一种巧合吧。

王祝晨最终因地方势力的排挤而辞职。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回到济南被选为省议会议员。当选议员后的王祝晨当即办成了一件大事，即一九一九年三月，他联合鞠思敏、聂湘溪、王乐平等人，在省议会上提出，增加派遣官费留学生名额的动议案并最终获得通过。

有记载，傅斯年至少给王祝晨写了三封信，、。第一封信傅斯年报告了他在北大的历年考试成绩，第二封信详列他发表过的文章，两信都是应王祝晨的要求写的，第三封信则较短，即报告他打算何时到济南。

当年七月中旬傅斯年到达济南，同行的还有他的好友党杨振声。

两人到济南找家小客栈落脚后，便立即前往南关广智院街登门拜访王祝晨。连续好几个晚上王祝晨在家中与两位后生才俊做彻夜长谈。

随后王祝晨又找来济南省立一中校长赵同源、济南省立一师校长于明信，邀请傅斯年杨振声到两校发表演讲，王陪同前往向与会者介绍二人。这显然是有意让两位“危险激烈分子”登台亮相，为之向学界友人做推介广告宣传。那么其他省议员们持何态度呢？

殊不知，五四运动爆发，山东省议会是全国最为激烈而坚决的支持者。且不说当时罢课罢市等多次各界群众集会都是在省议会大厦举行的，且说五四的第二天省议会即致电北京政府，指斥其“愚弄国民，居心媚外”。

六月一日鉴于北洋政府有签字之趋势，议员们遂全体签名发出最后之呼吁，其致电北京政府谓：“本会用特电恳大总统，仍饬陆专使坚拒签字，保留余地，慰我国民。如竟仍不鉴纳，请即颁发明令，解散本会，以谢东人”。

而六月中旬更由秘书长王乐平等八名议员，率八十六人山东各界代表团赴京，到新华门总统府与国务院总理府请愿。经二十余天艰苦卓绝的奔走呼号，最终迫使内阁总理龚心湛做出明确答复：“政府已指示谈判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由此可见，当年山东省议会不仅直接参与了五四运动，而且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组织乃至领导作用。尽管平时派别各不相同而其言行之激烈程度，绝不亚于当时的北大学生领袖们。

其实，说不定傅斯年这个五四运动的总指挥，《新潮》杂志的总编，在山东省议会这里，不但不是劣迹，而是资本。要知道，青岛在山东，山东是这次事件直接受害者。

无论如何，傅斯年达成所愿，成为了公费留学生。

出国前，傅斯年曾回聊城老家省亲。

他登上光岳楼，并有感而发，写下了《阴历九月十五夜登东昌城》一文。其中有：“年来梦不断/醒后每追羡/梦境息息刻刻变/还记得他的景色……行止一般的年牵连/无意愿/孤伶伶的立着想/心绪结成些团团/赶紧回家……”

出门在外多时，经历纷杂，傅斯年对家乡故土是眷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