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傅斯年先进入爱丁堡大学短暂学习了一段时间，很快转到伦敦大学学院。

爱丁堡大学简称爱大，创建于一五八三年，坐落于英国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市。爱丁堡大学是英语世界现存第六古老的大学。 在学术排名上，爱丁堡大学长期位居英国乃至世界顶尖大学之列, 是一所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七所古典大学之一。

傅斯年所以进入爱大，应该是因其在欧洲启蒙时代具有相当重要的领导地位，成为了当时的启蒙中心之一，享有“北方雅典”之盛名。这一点，对于傅斯年有很强的吸引力。而傅斯年所以离开爱大打转入伦敦大学学院，则是为了师从查尔斯•爱德华•斯皮尔曼（Charles Edward Spearman）教授，学习和研究实验心理学。

伦敦大学学院，一八二六年创立于英国伦敦，是一所公立研究型大学，为伦敦大学联盟的创校学院 、罗素大学集团和欧洲研究型大学联盟创始成员 ，被誉为金三角名校和“G5超级精英大学”之一 。

查尔斯•爱德华•斯皮尔曼（Charles Edward Spearman）英国理论和实验心理学家，一八六三年九月十日生于伦敦，一九四五年九月七日卒于伦敦。他大器晚成，一九零六年在德国莱比锡获博士学位，时年四十三岁。回国后，一九一一年任伦敦大学心理学、逻辑学教授。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六年任英国心理学会主.席，一九二四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院士。

作为实验心理学的先驱，斯皮尔曼对心理统计的发展做了大量的研究，他对相关系数概念进行了延伸，导出了等级相关的计算方法。他还创立因素分析的方法，这是他学术上最伟大的成就。

他还将之与智力研究相结合，从而于一九零四年提出智力结构的“二因素说”，即‘G’因素（一般因素）和‘S’因素（特殊因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斯皮尔曼的名字几乎成了‘G’因素或‘S因素’的代名词。按斯皮尔曼的解释，人的普通能力系得自先天遗传，主要表现在一般性生活活动上，从而显示个人能力的高低。 S因素代表的特殊能力，只与少数生活活动有关，是个人在某方面表现的异于别人的能力。

他反对联想理论，著有《智力的性质和认知的原理》、《人的能力》、《创造的心》等。

实验心理学是以科学的实验方法研究人的心理现象和行为规律的学科。傅斯年为什么会选择实验心理学呢？

几千年来，无论是孔孟之道还是程朱理学，中国的传统教育对人的行为要求，都是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的似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德戒律，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的行为，人的心理，是从来没有过的。

傅斯年认为，一个国家人口的整体素质决定社会的质量，改造社会首先要从改造个人开始。而要改造人，就需要科学的研究人的心理，人的行为。

对于到国外留学的人，首要的任务就是拿学位是，但傅斯年可不是。比如他想师从实验心理学的创始人斯皮尔曼读心理学博士，斯皮尔曼却要他从本科一年级读起，他没半点犹豫。因为再他看来，拿不拿学位并不重要，关键是学到真才实学。

傅斯年刚到英国，他就在北京《晨报》每天连载《英伦游记》、《留学英国最先要知道的事》之类的文章，俨然成为留学英国通。

傅斯年在伦敦时，住在泰晤士河南岸。住所墙上挂的是他心目中三位英国文化英雄的肖像：萧伯纳、达尔文、密勒。在伦敦时，他曾帮助作家威尔士写《世界史纲》的中国部分。平日里爱看歌剧，喜读小说。

关于在伦敦大学初期的学习情况，傅斯年1920年8月在写给胡适的信中有所叙述：

我到伦敦后，于University College（大学学院）听讲一学期，现在已入暑假，以后当专致力于心理学，以此终身，倒也有趣. .我的本意，想入理科第一学年，Spearman（史培曼）不劝我这样，所以现在一面做Post-graduatework（研究生功课），一面再于 Under-graduate（大学本科）之科目中选些听讲。近中温习化学、物理学、数学等，兴味很浓，回想在北大时六年，一误于预科一部，再误于文科国文门，言之可叹。此后学心理学大约偏重于Biological（生物学的）一派与讲Freudian Psycho-anlysis（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之一派。下学年所习科目半在理科，半在医科。斯年此中对于求学计划比前所定又稍有变更。总之，年限增长，范围缩小，哲学诸科概不曾选习。我想若不于自然或社会科学有一二种知道个大略，有些小根基，先去学哲学定无着落。近来很不想做文章，一来读书之性浓，作文之兴便暴减；二来于科学上有些兴味，望空而谈的文章便觉得自惭了；三来途中心境思想觉得比以前复杂，研究的态度稍多些，便不大敢说冒失话；四来近来觉得心里边extroversion （外向）的趋向锐减，而introversion（内向）之趋势大增，在此不免有些懒的地方。

傅斯年除努力学习实验心理学和选修自然科学的课程外，对英国的文学、史学、政治学等也有兴趣，因而进行了广泛的涉猎。

在努力学习学术文化知识的同时，也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学习与社会政治有关的知识。英国是自由主义重要发源地，傅斯年在这里生活三年多的时间，他的思想进一步受到了自由主义的熏陶。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形成于十七世纪的英国，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时期得到广泛传播，十九世纪逐步成为西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在西方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思潮，一直在发展变化。一般认为，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是古典自由主义时期，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是所谓的“二十世纪的自由主义”，也称为新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的内容相当丰富，并且在发展中出现许多变体，然而正如英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约翰•格雷所总结，自由主义流派变体虽多，但具有一些共同之处，这些共同点构成了自由主义的基础，他总结说：“自由主义传统中各种变体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关于人与社会的确定观念具有独特的现代性。这一观念包括如下几个要素：它是个人主义的（individualist），因为它主张个人对于任何社会集体之要求的道德优先性；它是平等主义的(egalitarian)，因为它赋予所有人以同样的道德地位，否认人们之间在道德价值上的差异与法律秩序或政治秩序的相关性；它是普遍主义的(universalist)，因为它肯定人类种属的道德统一性，而仅仅给予特殊的历史联合体与文化形式以次要的意义；它是社会向善论(meliorist)，因为它认为所有的社会制度与政治安排都是可以纠正和改善的。正是这一关于人与社会的观念赋予自由主义以一种确定的统一性。”

自由主义思潮在西方的蓬勃发展，不仅逐步占据了西方的意识形态，也传播到了东方，大致在二十世纪初开始进入中国，以后在中国产生着愈来愈大的影响。

西方自由主义传入中国的标志，一般追溯到严复翻译自由主义的名著，并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的阐释，其主要作品《论世变之亟》、《原强》、《原强续篇》、《救亡决论》等，都带有自由主义色彩。考察西方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历史会发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只是先声和初试阶段，新文化运动时期才进入高潮。原因有二：一是辛亥革命以后，中西文化交流的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二是一大批留学欧美，经历自由主义洗礼的留学生回国，他们多在教育和文化领域工作，利用各种方式宣传自由主义思潮。

辛亥革命的领袖人物之一蔡元培，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提出了“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办学思想，将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落实到教育实践之中，又聘请一批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任教，并将宣传自由平等、社会革命的《新青年》搬到北京。这期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胡适留学归国，任教北大，一时间北京大学成为自由主义思潮传播和发展的重要基地。

傅斯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正是自由主义在北大迅速传播的时期。把傅斯年从传统国学引向新文化运动，将其培养为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知识分子的导师是胡适。胡适与傅斯年就自由主义思想而言，具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可以说，傅斯年的自由主义思想主要受胡适的影响，但在许多方面进行了发展。傅斯年曾自述他与胡适思想的联系与区别，他说：“适之是自由主义者，我是自由社会主义者。”

胡适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压抑个性，摧折个性。他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对专制社会摧折个性进行了分析和抨击，说：

“社会最爱专制，往往用强力摧折个人的个性，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等到个人的个性都消灭了，等到自由独立的精神都完了，社会自身也就没有生气了，也不会进步了。”

胡适把专制社会摧折归于道德的范畴，因此他对专制的摧折个性仅仅视为不道德的行为，而要青年人反对专制社会的道德束缚，发展个人的个性。

他强调，发展个人的个性，须要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很显然，胡适在批判专制社会摧折个性的同时，努力要求青年人接受自由主义，发展自己的独立人格。

他曾比喻说：“社会国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如同酒里少了曲，面包里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脑筋，那种国家社会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

傅斯年的个性解放主张虽然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出，与胡适相呼应，但思想与态度更为积极、激烈，尤其留学英国期间，在要求独立发展个性、养成自由独立人格的同时，他提出要“无中生有的造社会”，其用自由主义改造社会的思想进一步明晰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