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出国留学之前，应该是和刘半农有过约定，两个人要在伦敦见。

刘半农（1891年5月29日—1934年7月14日）原名寿彭，后名复，初字半侬，后改半农，晚号曲庵。出生于江苏江阴城内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自幼聪慧过人，6岁能作对联、咏诗。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考入常州府中学堂，成绩优异。

清宣统三年（1911年）应聘回母校翰墨林小学任教，并与吴研因等编辑《江阴杂志》。辛亥革命中，赴清江参加革命军，任文牍。民国元年（1912年）二月，因不满军队内部的混乱而返乡。同年三月，刘半农与其弟刘天华至上海谋生，在开明剧社任编辑。

民国二年（1913年）春，在中华书局任编译员。他勤奋写作，先后在《时事新报》《小说界》等刊物发表四十多篇他翻译和创作的小说，介绍安徒生、小仲马、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高尔基等著名作家的作品。

民国六年（1917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等文章，对文学革命从形式到内容都提出深刻见解。同年夏，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破格聘为北大预科国文教授。

刘半农虽然在文学革命中也是一员干将，在新诗、小说、杂文、翻译等方面都有不俗的成就，但他并不满足。

在他的心底深处，总有些自卑。他没上过大学，没有留学经历，更没有博士头衔，总觉得因此而遭人轻视。

和胡适相比，他更加心理不平衡。他与胡适同岁，同时进北京大学，胡适被人前呼后拥，风光无限，这对他形成了一种很强的刺激。

一般来说，这自卑的人，都很敏感。比如，他自认为自己很能写，写出的东西也不错，但有好几篇投给《新青年》的文章没被采用。这时候的他，一般不会在自己的文章上找原因，也不会去考虑杂志对内容的需求，常常是怨天尤人，认为自己是人微而言轻，因为资历而也被排斥。

确实有人说刘半农的文章有些“浅”，因为对此鲁迅曾为其鸣不平，并对他的“浅”给予了诗意般的肯定：

“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倘使装的是烂泥，一时就看不出它的深浅来了；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那就更不如浅一点的好。”

只不过，鲁迅的这番话是后来说的，在当时，刘半农听到有人说他文章有些“浅”时，是很伤他的自尊的。

而实事求是地说，刘半农的文章中，时常确带有些“上海小报记者的某些轻薄气”。

胡适其实对刘半农并无恶意，也无恶感，这可以从他们后来的通信中看出来。而有留学经历，有外国文化背景的胡适，和高中都没毕业的刘半农相比，见识上肯定会有很大差异的。而胡适是个严肃且严谨的学者，对刘半农的文章中时常带有的，上海小报记者的某些轻薄气，肯定也是不能苟同的。由此，两个人在某些见解上有分歧，这应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但刘半农却常因此而产生不必要的联想，总是把原因归结到自己的出身上。

总之，有一段长时间了，刘半农一直憋着一口气，发誓出国留学，挣个博士学位，去堵堵别人的嘴。

一九二零年二月，在傅斯年从北京动身两个月以后，刘半农终于争取到出国留学的机会，随即携妻女到了英国，进入伦敦大学学院学实验语音学。。

在北京，两个人说在“伦敦见”时，或许都觉得是随便说说而已，出国留学那么容易吗？现在，真没想到这一语成真。

他乡遇故友，昔日同一文化阵营的战友，现在成了同一学校的同学，两个人过去关系就不错，现在这关系可是要更进一步了。

后来，陆陆续续又有罗家伦、毛子水、徐志摩等人也来英国留学，这些意气相投的人，自然组成一个留学生群体。

开始，大家经费不十分紧张，常在一块吃饭、聊天，刘半农虽然带家，但也经常参加。倘国内有相识的或不相识的友人到了英国，他们便聚在一起，或吃饭聊天，或陪同游览。

一九二一年蔡元培到欧洲考察，来到英国后，这些人更是全程接待。傅斯年和刘半农还一起陪同蔡元培，参观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

此前，傅斯年在给蔡元培的信中也特意写上:“半农先生在伦敦，常相见。均好。”

傅斯年和刘半农同在伦敦大学学院就读，两人所学专业不同，志趣也有很大的不同。

傅斯年涉猎甚广，对心理学、化学、物理学、数学、医学都有很浓的兴趣，也都下过工夫。他刻苦学习，意在用西方科学知识和理论充实自己，提升自己的境界。

刘半农留学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拿到博士学位，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学业上的刻苦努力。他的兴趣也很广泛，且在很多方面都有天赋，但最感兴趣的是语言学。

他有学习语言的天赋——精细的耳朵，对声音的敏感，也有积累——他在北大曾讲授音韵学、文字学。到英国之后，他泡在伦敦大学语音室里，刻苦努力。一年后又到法国巴黎大学、法兰西学院从事研究，借助先进的实验条件和研究方法，很快就进入佳境，开始撰写汉语四声方面的著作。

傅斯年对刘半农的研究表示了很大兴趣和有力支持，并且贡献了不少意见。

本来，傅斯年对于语言学就有很多思考，他后来从事史学研究，成立学术机构，无论是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还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都把历史和语言绑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缘于他对语言学的兴趣和见解。

对此，刘半农感受很深，他常和傅斯年讨论他的研究课题，有进展收获就说给傅斯年听，请傅斯年分享和评论，有困惑疑难找傅斯年讨论解决。

在好朋友面前，傅斯年不客气，不藏掖，十分坦率地把自己的意见说出来。有些意见给刘半农以启迪，启发了他的思考，助他进入一个新的境域。有些见解与刘半农的研究思路相左，于是他们便辩论、争吵。

傅斯年和刘半农都是直性子，都是性情中人，信口直言，毫无隐饰，情感丰富，易于冲动，缺乏自我控制能力，傅斯年在这方面更为突出。

有时争得太激烈，两个人都想说服对方，又都说服不了对方，暴躁起来的傅斯年，常常挥拳动粗。

刘半农虽是江南才子，但性格上更有北方人的豪爽。鲁迅曾说他“活泼，有时颇近于草率，勇敢也有失之无谋的地方”。

当傅斯年的拳头打过来后，刘半农也挥拳相迎，于是从语音比高低演变成比谁的拳头硬。只是，打过之后，谁也不计较对方，很快就和好如初，更加珍惜相处的情谊。

刘半农去世后，傅斯年曾深情地回忆他们同学共读的经历，具体情形虽细述不多，但打架的事却特别提及。很明显，这打架给他留下的不是交恶，而是美好的回忆。

刘半农留学期间著有《四声实验录》，完成于一九二三年，此时他已经在法国巴黎大学读书，研究。他特意跑到伦敦，请傅斯年给他作序。

按照傅斯年的说法，刘半农的著作是专门名家的书，请他这个外行人作序，有些不妥。而且他年龄比刘半农小，资历比刘半农浅，一再推辞。

刘半农却不以为然，一再坚持，常常催促。因为他们常在一起交流，刘知道傅斯年既不像他说的外行，也曾经贡献过许多宝贵的意见，只有他清楚著作的成书情况及其意义。

傅斯年推辞不过，只得依从。他集中精力写了一篇较长的序文，洋洋洒洒，将刘著的特色、价值、贡献、研究方法、学术地位等给予全面评价。

他写道:刘先生是位以言语学专门的人，于左文右史的忙劳中，抓定语音学，于语音学中，急于见鼓上出图的符验；这样的择路何等扼要，这样的选术何等迫切；但刘先生仍不舍推测故训的大本营；这样对付的法子，恰合这件学问在现在所处的地位和性质。

他结合自己所了解到的情况评价刘半农研究的途径，所下的工夫，说“以我所见，此时在国外的人，囫囵去接一种科学的多，分来去弄单个问题的少。这样情形，不特于自己的造诣上不便，就是以这法子去读书，也收效少的。”

“半农先生去中国后第一种贡献不是个泛论，不是个汇编，而是一个问题的搜求，他作学问的路走得何等明白。”

谈到《四声实验录》的价值，傅斯年说，四声是汉语中的普遍现象，也是汉语研究中的一个大问题，刘半农就这大问题进行实验、研究，其意义是不言自明的；而刘却说“这是个局于一方的小问题”，这种“太自逊的态度”是值得称道的。

他说刘半农用新的研究工具和方法，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这部著作算是“开宗明义第一章”，自然有许多“引人惊异”的地方。他说他相信，“这问题是极提醒人的问题，这方法是极刺激人的方法”，他开了这个问题研究的“端源”，今后将会有更多的人从事这种实验和研究。

刘半农没找错人，傅斯年所做的是非常内行的评价。

民国十年（1921年）刘半农转入法国巴黎大学，并在法兰西学院听讲，攻实验语音学。

民国十四年（1925年）刘半农获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成为第一个获得以外国国家名义授予的最高学衔的中国人。同年秋，刘半农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兼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建立了语音乐律实验室，成为中国实验语音学奠基人。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六月，刘半农为完成《四声新谱》《方音字典》和《中国方言地图》的编写，冒着酷暑沿平绥铁路深入绥远、内蒙一带考察方言方音，不幸染上“回归热”病，七月十四日在北平逝世，年仅四十四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