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伦敦大学学院学习了三年多后，傅斯年基本完成了了实验心理学的学业。一方面，傅斯年虽然对自己的今后还没有明确的打算，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不想成为研究实验心理学的专家。另外，也不想花费精力，去搞什么实验心理学的学位。他学实验心理学只是想掌握一门技能，现在，在他看来，目标已经达成。

他的时间很宝贵，他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也就是说，是到了和伦敦大学学院说再见的额时候了。

一九二三年九月，傅斯年离开英国来到德国，进入柏林洪堡大学学习。

柏林洪堡大学（Humboldt–Universitat zu Berlin），创办于一八一零年，前身是柏林大学，位于德国首都柏林，是一所公立综合类研究型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最高学府和世界学术中心。洪堡大学是蜚声中外的高等学府，也是欧洲最具影响力的大学之一，德国精英大学成员。

柏林洪堡大学的前身柏林大学历史上曾产生五十七位诺贝尔奖获奖者。爱因斯坦、普朗克、黑格尔、马克斯•冯•劳厄、玻恩、亥姆霍兹、赫兹、哈伯、薛定谔、韦伯、格林、叔本华、谢林、海涅、魏格纳等一大批学界大师都曾在该校学习任教。

洪堡大学是世界上第一所将科学研究和教学相融合的新式大学，被誉为“现代大学之母”。

洪堡大学在人文学科领域有着顶尖的声誉和强大的科研实力，其文学、神经科学、哲学、社会学、数学、物理学、生命科学均在世界享有盛誉，各学科均排名世界前列，洪堡大学的法学院是最优秀的法学院之一。

傅斯年进入柏林洪堡大学自然是慕名而来，但还有两个更重要的因素：

其一是受柏林大学里两种学术空气的影响，即物理学和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

物理学方面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当时都是轰动一时的学说。

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是柏林大学传统的、久负盛名的学科。

其二是受柏林的朋友们如陈寅恪、俞大维等人的影响。当时柏林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甚多，其中许多是傅斯年的同学好友。

傅斯年赴欧洲留学前，在文史领域已打下了深厚的基础。留学期间，在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主修了实验心理学，选修了物理、化学和数学等自然科学课程。傅斯年转入德国柏林大学，专心选学了“相对论”“比较语言学”的课程，又利用余暇研究马赫的《感觉的分析》和《力学》等现代物理学理论著作，还深入研读了兰克学派的历史语言考据学著作。也选学了地质学、经济学等课程。

傅斯年为什么留学期间广泛涉猎，不专重一个方面呢？有人做了如下分析：

其一，时代的责任感。傅斯年的青年时代正是中国社会黑暗，民族危机严重的时期，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推翻中国腐败的封建专制制度，驱逐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改革中国政治，完善社会制度，把中国建成独立、富强的国家。

为此他们必须吸收各国文化的精华，学习各种进步的知识，从整体上了解各国科学技术发展状况。

同时，他们到西方后所目睹的社会现实，也促使他们深入了解各国的基本情况。他们到达的欧美各国，正好是一战后的恢复时期，不论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都在组织和领导人们采取有力措施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经济。

虽然各国政治制度不同，但在领导国家建设、发展科学技术、重视学术研究、发展新兴学科等许多方面都卓有成效。

这批出国留学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出国前了解的中国社会与此大不相同，他们所目睹的中国现实是：国家各级政权都已腐败到极点，统治者抱着封建专制统治的僵尸不放，极力维持统治者特权，不思改革，为了维护其腐朽统治，各地军阀争取不同的帝国主义作靠山，相互厮杀，争权夺利，为建立各人的独裁统治而不择手段。国家四分五裂，濒临危亡，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两相比较，自然促使这批青年知识分子深入思考，学习各种有用的知识，以寻求医国救民的途径。

正如当时人的评论：这段期间在欧陆负笈求学的民初中国知识分子，亲眼目睹了欧洲在一次大战过后的满目疮痍，以及战后各国的整建与复原所做的努力，再想起远在万里以外的苦难祖国，正遭逢国内外变局的摧残！因此而激起了一股豪气干云的情操。要“究天人之际”，要“通古今之变”，要“成一家之言”的呐喊声响彻云霄。

当时，在欧陆时常往来的一批浮云游子，包括了傅斯年、陈寅恪、俞大维、罗家伦、毛子水、赵元任等，这些人日后学成归来，大多数都成了中国现代史里具有举足轻重力量的“秀异分子”。可以说他们勤奋攻读，兼收并蓄，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救国，以实现自己最高的人生价值。

其二，对知识的渴求。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的问题，往往有这样一种状况，人的知识如同画圆，个人是圆心，圆是知识面，圆画得越大，它的内涵和外延面积越大。人的知识面越宽，对知识的兴趣就越浓，对知识的追求越热烈。

人生有涯，知识无涯。因此，追求知识的人毕生在追求，傅斯年就是很好的例证。他在国内对许多学科领域已有所了解，尤其是中国传统的文化知识已有相当深厚的功底，他希望再用国外先进的科学知识充实自己。

在大学时期，他已开始阅读外文原版著作，但环境和经济条件的限制，他对西方各类学科的知识还只是初步的了解。到了西方以后，开了眼界，许多知识都急需充实，在国内所获得的知识也需要验证。更为重要的是，他需要在学习各种知识时，触类旁通，通博结合，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

傅斯年的同学好友罗家伦对傅斯年知之甚深。他曾分析傅斯年对知识追求的心理，说：

“在五四那年的夏天，他考取了山东的官费，前往英国留学，进了伦敦大学研究院，从史培曼（Spearman）教授研究实验心理学。这看去像是一件好奇怪的事，要明白他这种举动，就得要明白当新文化时代那一班人的学术的心理背景。那时候，大家对于自然科学，非常倾倒，除了想从自然科学里面得到所谓可靠的知识而外，而且想从那里面得到科学方法的训练。在本门以内固然可以应用，就是换了方向来治另一套学问，也可以应用。这是孟真要治实验心理学的原因。孟真为了要治实验学，进而治物理化学和高深的数学。他对于数学的兴趣比较浓，因为他在国内的时候，就喜欢看逻辑的书，研究皮尔生的《科学规律》（Karl.pearson.的.Grammar.of.Science）和或然律(Law.of.Probability)。后来像金斯（CJ.M.Keynes）所著的《或然律研究》(“Treatise.on.Probability”)一类的书，都是他很欣赏的。所以可以说，孟真深通科学方法.论。当然以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的傅孟真，他的兴趣决不会限于一方面。他对英国的哲学、历史、政治、文学的书籍不但能看，而且能体会。….…还有一种，这群人的学术的心理的背景若是明白了，可以帮助了解当时那种旁证侧挈，以求先博后专的风气。因为当时大家除了有很强的求知欲而外，还有想在学术里求创获的野心。不甘坐享现成，要想在浩瀚的学海之中，另有会心，‘成一家之言’。这种主张里，不无天真幼稚的成分，可是其勇气雄心，亦不无可嘉之处。”

傅斯年在留学过程中，求知的欲望非常强烈，主要表现是不拘一格，博采并蓄。这或许是人们求学的一种规律，人的知识积累经常如此，在某种学科知识达到一定程度，需要联系相关学科，便立即进行学习和研究，对许多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都进行深入的学习和探讨，以便收到触类旁通，互相引发的效果，在旁征博采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思想学说体系。后来许多对傅斯年有所了解的人，无不佩服他知识的广博，这与他早年的刻苦求学有密切关系。如他的老同事、著名考古学家李济说他：不但具有雄厚的国学根底，对于欧洲近代发展的历史学、语言学、心理学、哲学以及科学史都有彻底的认识。程沧波评论他：“孟真的智慧学识，是值得骄傲的，他真够得上说‘学者根底’，什么问题和他一谈，他可以从根源谈起。关于社会科学的范围内，他够得上‘博大精深’。他的治学方法，集会了中国经史和西洋的科学方法”。

当然，这为一家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