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的《东北史纲》，出版于1931年，主要讲述和证明东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

傅斯年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就有了撰写《东北史纲》这一想法。在1931年10月6日，他在致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王献唐的信中提到：“弟自辽事起后，多日不能安眠，深悔择此职业，无以报国。近所中拟编关于东北史事一二小册子，勉求心之所安耳。惟丁此国难，废业则罪过更大，只是心沉静不下，苦不可言。”

该信中提到的“小册子”便是后来出版的《东北史纲》。

在《东北史纲》的“卷首引语”中，傅斯年进一步阐明其两大撰写动机。

其一是让国人了解东北历史。

他写道，中国东北问题已经几十年了。欧洲战争爆发之前，日俄交战，我为鱼肉。俄国革命以后，中俄双方在北京签订《中俄协定》，中俄关系发生变化。其后，日本又开始大肆侵略东北，先后提出所谓的“大陆政策”、“满蒙生命线”，“而国人之酣梦如故也”。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又对嫩江、锦州、上海等地发起侵略。而我们的国人对东北的历史所知甚少，所以有必要编写这样一部书，以普及相关历史知识。

其二是抨击日本史家的“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等错误观点。

他写道，日本人的此类“指鹿为马”的论说本来不值得一辩，但他们竟然将之作为向东北发动侵略的一个理由，这就不得不辩了。

1932年1月,国联在国民党政府的要求下,成立了以英国李顿爵士为首,美、法、意、德等国组成的“李顿国联调查团” 。傅斯年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写成这部著作，并同时请李济翻译成英文，是要完成一个非常紧迫的任务，就是给李顿调查团提供历史根据。

正如1932年2月6日，傅斯年在给中研院院长蔡元培、总干事杨杏佛的致电中所说：“前日本所决将拟编之《东北史略》赶于十日内成就，并应此地当局请翻成英文，须于国联调查团到前印出。此事关系重大，年去后恐难进行，拟请院先派许先生或他位赴洛，年于十日内将书编完后即赴京、沪，此或是年此时报国最有效者。”

也正如同年3月20日在给顾维钧的信中所写：“敝所编辑《东北史纲》一巨册，约于下月出版，其英文节略一小册，今已赶印成就，特寄上二十册，供先生及国联诸君参阅。

傅斯年等人原计划是写类似于东北史一书，共分五卷,于五卷前有《卷首•引语》和《论本书用“东北”一名词不用“满洲”一名词之义》。

第一卷《古代之东北》(傅斯年)，第二卷》隋至元末之东北》(方壮猷)，第三卷《明清之东北》(徐中舒)，第四卷《清代东北之官制及移民》(萧一山)，第五卷《东北之外交》(蒋廷黻)。

这里所说的是傅斯年写的第一卷，命名为《东北史纲》。

傅斯年所著第一卷《古代之东北》,是从“自最初期至隋前”的历史,共五章。

第一章为《渤海岸及其联属内地上文化之黎明》,共四节。

第一节：为“东北与中国北部在远古为同种”。在本节内容中,最为重要者当属傅斯年引用了我国考古工作者安特生、步达生和日本学人滨田耕作、清野谦次的论点。1921年安特生在奉天(今辽宁)沙锅屯发掘一穴居留遗,“其结论云,彼在仰韶所发见之贝环,在此奉天穴居中‘惊人的常遇到’,且在此奉天穴居之下层中并发见带彩陶器残片,此种陶器‘正是在河南遗址所发见用具系统中最可注意的一事也。’”安特生“作结论云,‘此一奉天穴居之留遗,与彼一河南遗址,不特时代上大致同期,且正属于同一的民族与文化的部类,即吾所谓仰韶文化者也。’”

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滨田耕作于1928年发掘旅顺之貔子窝。后经研究指出:“吾敢谓此地大体上仍多是中国式,文化上人种上皆然也。”

京都帝国大学的清野谦次,对其人骨进行了研究得出结论,曰:“总结说来,貔子窝人在许多点上与近代中国人及朝鲜人较远,而与石器时代之仰韶村人及沙锅屯人为近。如想到貔子窝人与近代人种的体躯的关系,吾人可说,在甚多骨骼的形质上,貔子窝人对近代人种中,独与中国人为最近。然则此石器时代之貔子窝人,谓为与近代中国人之祖先为一事,实最可通之说也。”

运用考古成果,指出了从远古时代开始东北与中国同宗同族。尤其是“在东北考古得如此结论者,不特为两君(安特生、步达生)然,日本学人之凭证据者,亦未能立异说者”。傅斯年以考古发掘为根据,并且引用日本学者的结论来加以说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有力地回击了日本人的谬论。

第二节；为“肃慎(挹娄)女真”。满族是居住在我国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的古老民族。先秦到隋唐的肃慎、挹娄、勿吉、靺鞨,是其一脉相承的祖先。从辽、宋到明末,则称为女真。在是节中傅斯年引用了大量的先秦史料,如《左传》、《国语》、《周书》、《书序》、《尚书大传》、《史记》、《汉书》、《论语》、《说文》、《后汉书》、《魏志》等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第三节:为“朱蒙天女玄鸟诸神话”。于此,傅斯年运用神话传说,认为“神话之比较研究,乃近代治民族分合问题者一大利器”。“中国东北历代各部落之‘人降论’,见于《朱蒙天女》等传说者,分析之虽成数种传说,比较之却是一个神话”。通过比较研究,傅斯年得出结论,说:“此一线索,真明白指示吾人,商之始业,与秦汉以来之东北部落导于一源,至少亦是文化之深切接触与混合也。东北部落与中国历史之为一事,由此证据,可谓得一大路也。”

第四节:为“殷商与东北”。傅斯年以两事为证:一曰亳之地望,二曰朝鲜与箕子之故事。傅斯年认为:“以此二事,可知商之兴也,自东北来,商之亡也,向东北去。商为中国信史之第一章,亦即为东北史之第一叶。就历史之系统论,东北与中国为一体,更不待烦言然后解也。”

在本章最后,傅斯年对以上内容进行了一个简明扼要的总结,更能够使人清晰地了解到东北与中国之关系,具体为:

“一、近年来考古学者人类学者在中国北部及东北之努力,已证明史前时代中国北部与中国东北在人种上及文化上是一事。

“二、以神话之比较为工具,已足说明历代之东北部族与开中国历史之朝代有密切之关系。

“三、以殷商朝鲜肃慎等地名之核比,知在中国史之初期中,渤海两岸是一体。四、更以诸史所记东北部族之习俗生活等,知其与所谓‘汉人’有一共同的基本成分,转与漠北之牧族,西域之胡人,截然不同。人种的,历史的,地理的,皆足说明东北在远古即是中国之一体。此系近代科学寻求所供给吾等之知识,有物质之证明,非揣测之论断。”

第二章为《燕秦汉与东北》。

首先,傅斯年列举了关于燕秦汉与东北关系之重要史料,计有:《史记•秦始皇本纪》、《3史记4自序》、《魏略》(引见《三国志注》)、《史记•朝鲜列传》(《汉书》之异文附注于下)、《晋书•地理志•乐浪郡》等。其后,通过对各种史料的分析后得出结论:

“一、周汉时之朝鲜(当时之朝鲜境与今不同:当时朝鲜,北有今辽宁省之一部,南有今朝鲜境之大半,而所谓三韩者不与),初为箕子后人之国,继为卫满自王之地,较之南粤与中国之关系更近。

”二、燕时辽东及朝鲜之一部皆属燕,其建置之可考者有辽东郡(见《史记•匈奴传》)

“三、秦代之东北境有辽东郡,辽西郡,渔阳郡,右北平郡,皆燕时所置(见《匈奴传》),更以朝鲜属辽东外徼。燕秦时今朝鲜西境皆臣服于中国,最南所及,已至今朝鲜京城之南。,

”四、汉兴,稍向内撤守御,‘复兴辽东故塞,至浿水(今朝鲜平壤城之大同江)为界,属燕。’然辽东仍为重镇,有高庙(汉高帝庙)。五、汉武时,以朝鲜王右渠不恭顺为借口而东伐,定其全部,置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其北境之部族皆率服,其南境之三韩(辰韩,马韩,弁韩)皆入贡。于是朝鲜半岛与今所谓南满及东海滨州者,皆统一于中国之治焉。”

第三章为《两汉魏晋之东北郡县》,论述了两汉魏晋之时东北诸郡沿革之状况。尤其是对于真番郡的论述,傅斯年运用了大量的史料,同时,对于前人成说进行考证,纠正其可疑之处,得出结论：

“今以考真番所在之结果,连带证明一事,即燕秦东向已据朝鲜半岛沿黄海之一大部是也。彼时箕子之朝当已夷为附属,逮汉初,威不及远,箕氏或更延余绪。然中国人卫满终有之,并以和汉之政策,兼并四邻,而臻箕氏所不及之版图。汉武之划为四郡,特中国人最后之成功耳,事非创举,遂延绵也。”

其后,附有“汉至隋东北诸郡县沿革表”,计有辽东郡、辽西郡、辽东属国:昌黎郡、玄菟郡、乐浪郡、带方郡。如辽东郡,于表中先列举了辽东郡在前汉、后汉、魏、晋、前燕、后燕、北燕、后魏、齐、隋各朝所属各县;再附之“考释”,依据相关史料来证明其出处及其真实性。总之,该图表详述了各郡沿革之变化,更加明了地体现出东北各郡与中国之关系。

第四章为《西汉魏晋之东北属部》,分为“史料”、“分解”、“文化”、“诸部之推移”、“民族之认识”。“史料”部分则包括：一、夫余。二、挹娄(肃慎)。三、高句骊和句骊。四、东沃沮、北沃沮(勿吉别附挹娄下)。五、濊。六、三韩。

傅斯年认为：“汉魏晋东北属部,严格言之,夫余高句骊句骊沃沮濊貊也。更广其义,亦可将岁时朝谒之三韩列入,挹娄则并非中国属部,仅中国属部夫余之属部耳。然如不合挹娄以统论诸部,势感困难,故仍存之。”

因此,于本部分内容中共罗列了夫余、挹娄(肃慎)、高句骊和句骊、东沃沮、北沃沮(勿吉别附挹娄下)、濊和三韩几部。对于每一部的论述中，傅斯年都引用大量史料来证明。如夫余,所引用史料计有《后汉书》、《魏志》、《魏略》、《晋书》等。且每种史料都是大段完整地录入下来的。由此可以说明，汉魏晋东北各部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分解”则包括地望和族类两部分,于族类则附有地图。这部分内容则是对东北各属部从地理位置和各部族源渊及发展状况来进一步证明自己的观点。“文化”则包括生活状态和习俗两部分。

通过从这两方面对东北各部族进行研究,得出结论：“文化最高者为濊部，其中乐浪东部之纯濊民最驯良，俨然华风。其北之夫余句骊虽长于兵革，犹不失其濊民之基本素，夫余之若干习俗尤与相传之殷俗合,盖略变于胡,亦已近于中国之故,所受之中国化或更多也。

“三韩部落文化颇低,在组织(无大国)及生活(犹处土穴)上皆简略,然已至农业状态。其文化之稍进步处,皆秦汉人在乐浪者影响之也。文化最低者为挹娄,仍在石器时代,处土穴中。句骊以好洁著,挹娄以不洁闻,显非同类。至于挹娄人形似夫余者,盖以如此邻近之国,易有混合,其本非一系,可断言也。”

其后两部分“诸部之推迁”和“民族之认识”则是依此民族部落之别，以探其与后来的民族有何关系。

第五章为《汉晋间东北之大事》,共四节,主要是介绍了汉晋间东北地区发生的四件大事。即曹操征乌桓、公孙氏据辽东、田丘俭平高句骊、慕容廆创业辽西(为了增加说服力,文中还附有石刻一)。通过汉晋间发生的几件大事,更加明了清晰地使人看到东北地区与中国之间的关系,说明了东北地区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

总之,傅斯年《东北史纲》一书，利用大量的史料，从历史各个时期论述了在中国历史上，东北与中国中央政府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东北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有力地回击了日本人的谬论。

李顿调查团到中国后，傅斯年将李济译成英文《东北史纲》送交李顿调查团。从而使得《东北史纲》一书，成为“九•一八”事变时中国政府提供的确凿历史证据之一。

后来,李顿调查团在给国联的调查报告书中写道：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此为中国及各国共认之事实”；日本在中国东北谋取“非常权利”和“特殊地位之观念”，限制中国主权的行施，是导致中日冲突的根源；而溥仪为首的“满洲国政府”不过是日本人的工具罢了。

报告书公布后,世界舆论纷纷谴责日本帝国主义，要求国联以报告书为基础,解决中日问题。国联作出有利于中国的评判,虽不能全归功于《东北史纲》，但它所起的史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