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初，在袁世凯政府与日本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到美国时，中国留学生们几乎个个义愤填膺，极力主张立即对日开战。

胡适却写了一封致中国留学生的公开信，直言大家是发了“爱国癫”：“在当前的条件下，对日作战，简直是发疯。我们拿什么去作战呢？”

胡适还言辞恳切地劝同学们：“请大家不要冲动，让我们各尽我们应有的责任，我们的责任便是读书求学。”

自然，他的倡议受到中国同学们的激烈批评，说他”木石心肠”。

胡适在自传里提到，他的反战思想源于自幼受到老子“不争”和墨子“非攻”的思想影响。及至他到了美国，又接触到了基督教的不抵抗主义。后来，他到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哲学，又进一步受到老师杜威的哲学思想熏陶。

在抗战前期，胡适可以说仍然延续着这样的思想。

“九一八”事变后，他曾以个人名义给宋子文等政府高层写了一封信，同时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阐述他的对日主张。

他主张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中日危机，以尽量避免爆发全面战争，理由有三点：

第一，中国的经济、军事力量太弱了，对日作战绝无取胜的希望，一旦开战，国家将会被毁灭；

第二，国内不统一，国民党政权立足未稳，难以担当这一场力量悬殊、以弱胜强的战争的主帅之职；

第三，日本还未同美、英、苏等大国闹僵，一旦开战，中国不易取得国际上的支持和援助。

和16年前一样，胡适还是坚持以他的理性来分析中日局势：“我们怎么能打？拿什么去抗日？我们陆军的训练和装备均甚窳劣；既无海军，实际也没空军；也没有足以支持战争的国防工业，我们拿什么去抗日？这是一件悲剧。”

不得不说，胡适对抗战前途的担忧也不无道理。当时中国确实是“弱得不能再弱了”，连一个螺丝钉都要进口，没有像样的工业，却要去面对日本的飞机、坦克、重炮等先进装备，再加上国内军阀林立，常年战乱不断，国民政府无力掌控全局，还有国际上西方列强对日本的放纵，一旦爆发中日全面战争，确实前景堪忧。

出于以上考虑，胡适主张，对日作战时机未到，只有与日本谈判解决冲突，以便为抗战赢得时间，积蓄力量，“只有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才能解决远东问题”

当双方实力悬殊过大时，是玉石俱焚还是忍辱负重，卧薪尝胆？这从来都是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

”九一八事变“后，大批青年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高喊口号，要求武装抗日。在这样的背景下，胡适的对日妥协主张，招致舆论的激烈批评，甚至有人说他“媚日”。

但胡适依旧不改初衷，他表示，以卵击石并不是真的英雄，仅凭一腔热血救不了中国，“不能昧着良心出来主张作战”。。

和胡适不同，傅斯年是坚决主战。

九一八事变，北平学者集会，谴责日军侵华罪行，傅斯年即席讲演，首次提出“书生何以报国”的话题。

傅斯年还在《独立评论》和《新青年》上发表了《中日亲善??!!》和《中华民国是整个的》等分析评论时局的文章，极力主张抗战，反对妥协。

在他看来，“‘九一八’是我们有生以来最严重的国难，也正是近百年中东亚史上最大的一个转关”，他甚至认为，“九一八”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是20世纪世界史上三件最大事件”。

他说：“今日为北方大局，对倭只有一条路，即一切都无顾忌，人人当求必死。若是后边有退路，尚有可以商量之处，若是前不止一条路，也还有选择之余地，今则后面是大海，两边有高墙，前面纵是猛虎，也只有拼上去。人生百年，总是一死，凡人皆然，而穿军服的尤其不能忘此。”

他亦将自己作为战斗者的一部分，说：“我也是一个住在北平的人，打起仗来，扶老携幼，匍匐星奔，有何好处？然而我的理智，是使我不能不如此想的！”

傅斯年还提出了对日作战是持久战的主张。

他说：“对倭不是抵抗一下便了事的。中国虽不能打胜日本，却可以长久支持，支持愈久与[于]我们越有利。”

“历史告我们，中华不是个可以灭亡的民族。”

1933年1月，日军进攻山海关，15日傅斯年写下《中国人做人的机会到了！》一文，其直接目的是用激将法刺激握有华北兵权的张学良转而武力抵抗。

“现在来了这个可以雪国耻雪家耻雪自己之耻之机会了”。“中国人之不抵抗，为世界诟病，北方人之不抵抗，为全国诟病”，故在此之时，“我们若想到我们背后并无路走，而是无底深渊，虽懦夫也只能就地抵抗的”

1933年，国民政府被迫与日本签下《塘沽协定》时，胡适身为“低调俱乐部”成员，发表了附和政府妥协政策的软性言论《保卫华北的重要》。

傅斯年和胡适这亦师亦友的一对，一个坚决主战，一个在某种意义上主和，终于在这个时候爆发了冲突。

傅斯年宜称要退出《独立评论》，与胡适断交。

他说：“适之是自由主义者，我是自由社会主义者。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吾更爱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