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之后，在国难当头的日子里，一天晚上，在清华同学会聚餐，出席者有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陶孟和、任鸿隽、陈衡哲、张奚若、吴宪、蒋廷黻。席间蒋廷黻提议办一刋物，讨论中国面临的大问题，讲一些一般人不肯说或不敢说的老实话，以尽知识分子在国难时期的责任。

起初胡适等人因有过办刊经验深知不易，没有表示赞同。所谓办刊难，对这些人来说，是难在资金上。

几个月后，丁文江提出了一个“书生自掏腰包”的倡议，他说:“为了测一下我们的热诚，不妨先来筹募办刋物的经费。办刋物很容易!”很快他把话锋一转，“但能继续维持下去是困难的，除非我们能够共同负责。 否则，整个担子就会落到编辑一个人的肩上。”

在丁文江的倡议下，一共筹集了4205元的办刋基金。胡适说，这个数字虽然少得可怜，但已足够使得这个刋物完全独立了。

刋物秉持着独立精神，筹资时不要任何党派津贴，也不要什么老板问津，将“独立”二字作为刋名，目的乃希望在思想和言论上永远保持独立精神，标榜着“独立之精种，自由之思想”的刋物诞生了。

《独立评论》于1932年5月22日在北京创刋，周刋，北平独立评论社主办。胡适任主编，编委会初期共11人：胡适、丁文江、蒋廷黻、傅斯年、翁文灏、任鸿隽、陈衡哲、竹垚生、吴涛呜、周炳琳、顾湛然。后又有张奚若、陈之迈、陈岱孙、顾一樵、吴景超、周诒春等的加入，编委会扩充到20 人。

社址设在北平地安门内北月牙胡同2号。

胡适在《独立评论》创刋号的《引言》中指出：“我们叫这刋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 这是独立的精神。”

创刋号只印了2000册，没有花里胡哨的封面，没有铺天盖地的宣传，市场反响却比预想的要好。第二期加印至3000册，由于供不应求，当年月发行就上升到7000册，第2年竞飙升至13000册，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

刊物的影响面由大学生、公务员、知识分子而直至政府的高层决策者。

《独立评论》一年后覆盖了全国40个城市，仅北平市的寄售代订处就有30多个，许多零售点还不包括在内。半年后的《独立评论》在经济上完全可以自力更生，无须同人捐资支撑了。

1933年5月21日，胡适撰文《独立评论一周年》中说:“我们不说时髦话，不唱时髦的调子，只要人撇开成见，看事实，因为我们深信只有事实能给我们真理，只有真理能使我们独立。”

胡适坚持的 “独立精种”有三: 首先，是经济上的独立，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不拿别人一分钱，靠同人的捐款创刋打开局面。其次，是声明在刊物上发表文章没有任何报酬，不光编委会成员撰文不取分文， 外来稿同样没有稿酬，全都是免费供稿。最后，是大家在此刋物上，宁呜而死，不默而生，只为思想找一个出口。社会上在杂志上陆续投稿的作者近300位之多，从来不愁稿荒。在这些作者中以大学教授为主，其次是大学生、专家学者、公务员、研究员。编委会中撰稿最多的是胡适，他在244期全部刋物中共发表了123篇文章。

为了《独立评论》，胡适每周一终日为杂志工作，夜间写文一般要到次日零晨。夫人江冬秀常常责怪他，巴望着杂志早点关门大吉，免得劳神熬夜，胡适于是语重心长地对夫人说:"一星期之中，只有这一天是我为公家做工, 不为吃饭，不为名誉，只是完全做公家的事，所以我心里最舒服，做完之后，一上床就熟睡，你曾看见我星期一晚上睡不着的吗?”

可见，这《独立评论》对胡适有多重要。

而傅斯年如果退出《独立评论》，这无疑是和胡适绝交。

前面说了，在对日态度上，傅斯年主战，胡适在一段时间里在某种意义上主和。从表面看，两个人分歧很大，所谓战和不能两立。

其实这二个人之间，没有根本上的利害冲突。因为，他们都爱这个国家，都是为这个国家好。

而在华北问题上，胡适主要是现实出发，考虑以小损失换取时间。他认为，此时的国际形势不利于中国，欧美都希望中国与日本之间有一个暂时缓和的时段。这也是《保全华北的重要》的重点所在。

而傅斯年则有些偏于激情和理想，他是想寸步不让、寸土必争，自然不接受胡适的妥协态度。

胡适1933年6月13日日记说：“孟真为我最近的文字（保全华北），大生气，写了一封信来，说他要脱离《独立评论》。但他希望主张的不同不至于影响到私交。其实他当时不曾见我的原文，只见了日本新联社发出的‘摘要’，其中有一段是原文没有的，又是最容易使人生气的！（说‘中日亲善不至于被冯玉祥破坏了的’！！——原注）”又说：“今天孟真说，他见了我的原文，他的气平多了。”

看来，胡适是太乐观了，对他和傅斯年的关系，也太有信心了。其实傅斯年所以没坚持退出《独立评论》，是丁文江苦口婆心在中间做了很多工作。

因为，从后来发生的一件事上，傅斯年显然对胡适还很有气。

在1932 年 10 月 2 日，国联李顿调查团的调查报告书正式公布后，胡适见到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的官方译文后，又用英文原文对勘了一遍，于10月4日写下《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一文，表示欢迎和接受。

而傅斯年则在胡文正式刊出的一周后，发表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一瞥》一文。傅文表面上是对公众发言，实际却是针对胡适《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

傅文开头便说：“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发表后，称赞它的说它可以代表世界公论，不同情于它而不至于站在日本人的立场者，也有甚至说他是件‘含糊之杰作’（A masterpiece of ambiguity）者。我以为称它为‘含糊之杰作’未必是不公道的菲薄它，而其所以成为含糊之大作品者，也自有原故。”

胡适认可调查书，是因为报告书的内容在两个方面满足了他在对日外交中的期望。一是“九一八”事变“不能视为合法的自卫的办法”，乃是“一种精密预备的计划”；二是对建立“满洲国”“最有力的两个因子是日本军队的存在和日本文武官吏的活动”，即认为是这两个因子促成了伪“满洲国”的成立。

后来他解释这两点时，还是强调国联报告书不承认“满洲国”这个基本底线。而报告书的另一贡献乃是指出了日本蓄意使用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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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适看来，李顿调查团报告书之所以体现了“世界正谊的最大胜利”，是因为表决者中不乏袒护日本的人，却是全票通过。而这样一来，如果日本违背了国联的报告，就“是与世界正谊的作战”。

他说，这是由于西洋国家经过长期的法治训练，建立了“公断人”的信仰。只有负世界重望的“公断人”的报告可以统一世界的是非，矫正世界舆论的错误，报告书的最大功用在此。而没有报告书就没有了可依据的是非标准。报告书给了国联一个最可信任的事实的基础与解决的原则。

胡适注重和谋求的是道义以及道义上的支持，而在他看来，报告书已经从道义上向全世界证明了日军侵略东北的非正义。有此道义基础，才能考虑下一步收回领土的问题。

而傅斯年则不满意报告书中批评中国的内容，如“以为中国之不上轨道是世界的患害，而为此满洲事件之一个主因”。因为这个说法正是日军侵略东北和中国的理由之一。傅斯年也不满报告书中限制中国在东北的主权之行使，以及给予日本人在东北的治外法权。“国联给日本一切利益，以求换得一个独立名义之取消，并完全超过日本民政党内阁所要求五条之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