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叫做我的朋友胡适之。这句话可以从多方面去理解，去演义，但至少表明，胡适的朋友很多，是的，胡适的朋友很多。

而在胡适众多的朋友中，可以肯定的说，胡适最看重的还是傅斯年。

为什么这样说呢？

中国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急需争取欧美国际援助。但不管驻英、法大使多么优秀，做了多少工作，只要向英、法提出，英、法都会提出要中国首先争取美国这么做，要“平行一致行动”。从长远看，必须着重发展与美国的外交关系，才能获得更广泛的国际援助。

基于这样的现实与考虑，必须加强对美的外交工作。派谁？蒋介石首先想到了胡适。

一方面，鉴于胡适在知识分子中的威望。另一方面，胡适在美国有那么多老师、同学、朋友，在美国社会各界尤其是知识界有着广泛的影响。特别是胡适善于演讲，在他理性而又通俗易懂的演讲中，自有一种逻辑的感染力深深地令人折服。凭他的能力，在美国各界是应该能够获得对中国抗战理解、同情和支持的。

而派胡适赴美，更是因为“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他主张公开的外交，以期获得国人的理解，从而唤醒民众。胡适认为中日之战必不是孤零零的中日之战，我们完全可以利用日本侵略与欧美产生的“利益上的冲突”，将之引导成对日本的“国际大劫”。他后来将之凝聚成“苦撑待变”四个字，随之被国民政府接了过去，变成了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外交方针。

可是，胡适却拒绝领命：“战事吃紧，我要留在南京，我愿与南京共存亡！”

话是这么说，最主要的原因是无从政经验，对自己没有信心。毁了自己的名声还是小事，耽误了国家大事，岂不成了千古罪人！

很多的朋友听说此事后都来劝说胡适，国难当头，国家需要不应有推辞，但是，胡适一直在犹豫不决中。

关键的时候，傅斯年向胡适进行了一番“哭谏”，最终使胡适下定决心，也就是说，是傅斯年的哭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胡适在 1942年移交大使事务时，给王世杰等人的信中回忆这段往事说：“孟真的一哭，我至今不曾忘记。”

“但最后的原因是廿六年九月一夜在中英文化协会宿舍孟真的一哭。”

傅斯年为什么这样不遗余力的“哭谏”胡适使美？是因为他知道，没有谁比胡适更适合这个角色。因为在用人上，傅斯年有独到的眼光。

傅斯年的眼光不错，虽然，胡适没有从政经历，他只是个书生，但此时此刻，需要的正是胡适这样的书生。

他上任后，便在美国各界积极奔走，举行各种演讲和展览会，以大量详实的资料，揭露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的滔天罪行。

胡适英文功底深厚，加上才华横溢，因此在美国各地的巡回宣传活动大获成功，让越来越多的美国政要和民众开始关注远东发生的这场战争。

有一个小故事，或许是对胡适演讲的最高奖赏。

1938年2月5日，这天，胡适又和往常一样，在一处演讲，当他演讲完正从楼梯走下准备离开时，一名穿着白衣的美国杂役拦住了他，他于是便微笑着，亲切地和对方打了招呼。

原本胡适以为，这名美国杂役就是久仰他的大名才拦住他而已，可没想到，打完招呼后，对方竟然从口袋里掏出了三块银圆，递到胡适手上说：“这三块银圆，捐给中国，因为中国抗战太艰难了……”

胡适在使美期间，曾经和陈光甫一起，努力促成美国政府给予我国2500万美元的第一次借款，即“桐油借款”。这数目不算大，但在当时却是国际间相当大的一笔贷款了，而对于当时万分困难的国民政府，更无疑是一针强心剂，对我国的士气民心也起了相当的鼓舞作用。

那时的美国政府，受中立法案的限制，我国原任驻美的王正廷大使，曾多次向美交涉借款，迄无成就；而胡适任大使短期内便告成功。能够想到他付出了他何等艰难的努力，也可见美国政府对这位“书生大使”是何等的尊重。

桐油借款之后，国民政府指示胡适和陈光甫继续在美国寻求更多的援助。陈光甫发现美国对锡的需求十分迫切，于是提出中国用锡矿为抵押申请贷款。

这次借款更加艰难，美国总统罗斯福接见胡适时，胡恳求总统“请美国再打一强心针，作二次之借款”。此后与陈光甫一起，为借款事几次去见罗斯福总统。

”不久美方同意再次贷款中国两千万美元。此后，美国又主动向中国提供了七千五百万美元的另两笔贷款。

“桐油”、“滇锡”，连续获得的几笔的美国贷款，对于中国危殆中的抗战局势，无疑是雪中炭、及时雨。后来，胡适还与宋子文合作，促成美国向中国贷款一亿美元。

毫无疑问，除了缓解民国政府的财政危机外，美国给予中国的贷款还有另外的意义，就是恶化美日关系。事实也正是这样，日本为了报复美国对中国的支持，日军向在华的美国人发泄不满，占其租界，轰炸其在华商埠企业。对此，美国政府多次向日本提出交涉和抗议，可是，正在嚣张势头上的日本政府，却置若罔闻，恣行无忌。

1939年7月26日，美国政府忍无可忍之下，宣布废止“美日商约”。

胡适得此消息后，特别兴奋，觉得打了个大胜仗。

日本政坛上也不全是狂妄之徒，有些理性的人还是有的。针对胡适在美国的宣传攻势和巨大成功，日本外务省特地派出了他们的“王牌大使”——野村吉三郎、来栖三郎，还有文学家鹤见佑辅、经济学家石井菊次郎、雄辩家松冈洋石，来跟胡适进行全面对抗。

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做软的和硬的两手准备，先软后硬。软的就是利用美国的中立法，通过谈判，签订类似于和平协议之类的东西。如果软的不行，就来硬的，逼迫美国就范。

日本的这两个“王牌大使”都是军人出身，野村吉三郎甚至还在上海被抗日志士炸瞎了一只眼睛，这两只“三郎”很狡猾，也很阴险，他们利用很多美国人害怕卷入战争的心态，到处欺骗美说，日本绝不会侵害美国在远东的利益。但实际上，在他们来美之际，日本的庞大混合舰队已经秘密集结，准备一旦谈判失败，就对美国发起突然袭击！

美国妥协势力在日本人的欺骗下，终于占了上风。1941年9月24日，美国国务卿赫尔约见胡适，面带愧意地给胡适看了一份协议草案，这是美国和日本准备签订的妥协性协定。

胡适看后，顿时感到中国被无情地出卖了，一向温婉谦和的胡适竟然像一头雄狮那样勃然大怒！事后，赫尔在笔记中记录道：“这个小个子的中国人，愤怒得浑身颤抖，如果不是他那深厚的文学家的素养最后拦住他一把，我恐怕早已挨上他两记响亮的耳光了。”

胡适没有气馁，决定进行“最后十分钟的战斗”，直接约见罗斯福，痛陈日本人的阴险毒辣。罗斯福总统虽然从内心是希望站在反法西斯一方的，但是无奈美国国内的妥协势力太大，他也无能为力。

美国毕竟是民主国家，即便是总统制，总统也不能过分行使自己的权力。

胡适早就料到了这一点，又积极联络英国大使，直接与英国首相丘吉尔沟通。

丘吉尔作为英国战时首相，比美国人更清醒地知道日本对英国在远东太平洋的威胁有多大。关键时刻，丘吉尔亲自与罗斯福沟通，提醒他说，一旦中国垮掉，日本完全可能立即投入上百个师团，迅速拿下英美在远东太平洋的所有殖民地。

有了丘吉尔的支持，罗斯福也有了更大的底气，最终否决了与日本的那份妥协协定，

否决了与日本的那份妥协协定后，罗斯福很快约见胡适，说美国将更多地支援中国。同时，罗斯福在这次会见中，强烈地预感到：“日本极有可能就在这之后几天，在某个地方对美国发起进攻。”

不过，此时罗斯福没有想到会是珍珠港，觉得可能是菲律宾或者关岛。

日本东条内阁成立，派野村、来栖赴美国，以继续日美谈判遮人耳目，实则掩盖其对美作战的准备。这期间，胡适多次拜访罗斯福，坦诚地与之交流远东局势发展的信息。

12月7日，也就是珍珠港事件将要发生的当日，胡适正在纽约演说，罗斯福打来电话，约他在白宫相见。来到白宫，罗斯福开门见山地说：“胡适，那两个家伙（指野村、来栖）方才离开这里，我把不能妥协的话坚定地告诉他们了，你可即刻电告蒋委员长，太平洋上随时有发生战事的可能。”

罗斯福的预感很灵验。目空一切的日本军国主义者，见软的不行，就在这一天，日本出动6艘航母、14艘军舰、441架飞机，对美国珍珠港发动了突然袭击。给美国海军沉重打击，造成了空前的损失。但是，他们的胜利只是暂时，因为他们此举，唤醒了大洋彼岸的雄狮，也敲响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丧钟。

离开白宫，胡适刚到使馆，便又接到罗斯福的电话：“胡适，方才接到报告，日本海空军已在猛烈袭击珍珠港。”

次日，日本对英、美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

美国著名的反战派人士查理毕尔说，美日之间的战争不是不可以避免的，但是，罗斯福为了维护资本家在亚洲的利益，不幸上了那位颇为干练的中国大使胡适的圈套。

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是胡适之功，这肯定是谈不上的，但胡适在其中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

对于抗日战争的胜利，可以说胡适是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傅斯年的“哭谏”也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