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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向来重视图书文献建设,对书籍的采购、收集和保管有很严格的要求,因此,中央史语所保存了大量珍贵图书资料。
到达昆明后,用了三个半月时间将已转运到重庆的图书打包邮寄到所中,共计8811包,特别珍贵或大本不便邮寄的部分装为71箱,由长途汽车运到昆明,加上之前携带来的,总共有13万册中西文图书。 开始是在与靛花巷仅一条马路之隔的竹安巷,租下一处宽敞幽静的四合院,拟作研究室和图书馆。 邮包尚未收全,敌机轰炸昆明,这些图书也就随所再迁龙泉镇。先是将图书集中在响应寺,后来在弥陀殿设中文书库,在观音殿设善本书库,而响应寺则为西文书库。 这是当时大后方惟一的最完备的文史图书馆,不仅保存了国粹,而且还充分开发利用了这批文献资源。 深知书对于学人的重要,中央史语所的图书资料,在供本所使用的同时,昆明的大专院校、学术团体及学人多可借阅。 史语所与西南联大订立了《图书阅览及借用办法》。联大文学院和法商学院在蒙自时,史语所还派人送书到蒙自。 在昆明城中,可通过靛花巷的办事处办理外借手续。 为方便阅书留宿者,傅斯年还函告梅贻琦:“贵校教员如有来此看书而留住者,如同时人数不过四人,可在本所办公室中临时安排铺板,差足舒适;其饭食一事,除有友人在此可以设法者外,亦可在敝所同人的公厨搭用伙食,并无不便,仅铺盖、盥器须自备。”为读者提供方便,傅斯年想得够周到了。 史语所的学者们原以为可以在龙泉镇多住些时日,傅斯年、梁思永、李济、董作宾等都已经在这里建盖了新房。 1940年春,傅斯年为庆贺董作宾新居落成专门用篆书题写“平庐”横幅相赠。后来,董作宾甲骨文书法时常用“平庐老人”印章,在台湾的居所仍以“平庐”名之,以纪念这段难忘的日子。 朱家骅继蔡元培之后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自然请傅斯年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傅斯年从来都是个重情重义之人,朱家骅对他有知遇之恩,两个人也是多年合作共事的老朋友。朱家骅提出此议后,傅斯年慨然应允。这样一来,他的代理总干事的代理两字便去掉了。 1940年夏天,日军占领越南,轰炸更加频繁,昆明也变得紧张起来。日军对重庆、昆明等西南各省主要城市进行持续轰炸。同济的一名學生,在日本人的一次空袭中被炸死。 同济大学的建校计划立刻停止,打算往四川迁移。在昆明龙泉镇的史语所、社会所等学术单位也都酝酿再次迁徙。 傅斯年决定,要为历史语言研究所选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作为新所址。于是他派芮逸夫到四川寻找这样的地方,最终选定了南溪县李庄镇。所以选中这个地方,一个因素是其地理位置远离城市,符合傅斯年的先决条件,另一个原因是这里有很多庙宇,适宜安置图书资料和人员的居所。 史语所保管的1132箱考古文物和文献价值连城,但庞杂而沉重,特别是那些“国宝”甲骨,怎样才能确保安全,这是史语所同仁所面临的头痛问题。来昆明的路上,文物文献在李济、董作宾、李方桂等的“押运”下,一路颠簸,专家们担惊受怕,生怕“国宝”有什么散失。来到昆明,史语所的大师们一方面在日机的轰炸声中,蜗居于简陋的办公场所坚持学术考证和研究,但如何安全地保存那些贵重沉重的殷墟文物,也颇让学术大师们费尽思量。 在龙头村,当地村民流传着一个老一辈口传下来故事:当年史语所为防止殷墟考古发掘的古物在南迁的过程中被人盯上,便将它们装在了几口大楠木棺椁中。就这样几口大的棺椁,在几队士兵和一群教授的“护送”下,被带到了昆明龙头村。 一些村民或路人远远的望去只见几口巨大的棺椁,误以为是送葬的队伍,怕惹上晦气,远远绕行。 到了龙头村后,史语所没有充足的人力轮番看守这几个大的棺椁,也不知是谁出的主意,傅斯年听后大加称妙。在一个大雾天气里,史语所的几个人将棺椁按照送葬的方式,下葬到龙头村稍微荒凉之处,并修好坟茔。村民皆以为是有人辞世而出殡。 如果这个故事是真的,这一次这几口大楠木棺椁又要起出来了。 像中央史语所这样的学术机关,迁徙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当时搬运的图书资料等有上千箱,仅文物一项就有150吨重。加上大西南交通很不便利,运输之困难可想而知。史语所的图书、文物、资料都是无价之宝,如何妥善保管,避免损失,也是一件重要而又难办的事情。 10月份开始搬迁,12月中旬最后一批人员和物资离开龙头村。离开时,有职工52人,眷属82人,标本、仪器及图书文献等965件。至此,史语所的昆明时代也就画上了句号。 史语所迁到了李庄镇后,安置于板栗坳的张家大屋。 傅斯年描述当年史语所搬迁工作之艰辛时说: “前年(按:指1940年)秋冬,奉命迁移。彼时交通无办法,竭尽平生之力而谋之。一面跑警报,一面办这些事,故每日有时走三十里,幸而把研究所搬了。”
同济大学也随中央史语所来到了李庄。李庄的祠堂和庙宇,一时间都被同济大学占满了。 这个原来只有三千人的小镇,现在挤进了一万多外来人员。好在离李庄几公里的板栗坳,有一座李庄望族张家建的大宅,名曰“栗峰山庄”。 这座始建于清朝乾隆年间的宅子,由7处自成一体、又彼此相通的四合院组成,整个山庄共计108道门,据说是暗合三十六天罡星、七十二地煞星之数。 梁思成将其收入《中国建筑史》一书中,并盛赞其为“川南民居的精品经典之作”。史语所在这里落脚,倒是远离了轰炸也远离了红尘,因为从李庄到板栗坳,要穿过田埂和树林,爬500多级台阶。 史语所的学者们经历了千辛万苦,辗转迁徙半个中国,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看不到弥漫的硝烟,听不见敌机轰炸,可以安心从事学术研究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