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过头来，还是简述一下农信社的发展历程。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合作社特别是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历史很长。1923年京兆香河县（现属河北省）诞生了中国第一个信用合作社。在毛老人家的倡导下，1930年开始，中央苏区广泛的办起信用社。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信用社在根据地得到了蓬勃发展。到1947年，全国解放区已有880多个信用合作组织。1951年5月15日至28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第一届全国农村金融会议。会议确定在农村普遍建立银行机构、发放农业贷款的同时，重点试办农村信用合作社，通过组织资金、调剂余缺，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生活困难，以抑制、取代高利贷活动。1951年9月30日，江南市第一家农村信用社成立，开启了江南市农村信用社充满艰辛与磨难、精彩与辉煌的道路。此后，江南市农村信用社经历了乡（镇）农村信用社、县级信用联社、省市级信用联社三个层次机构创建；经历了中国人民银行管理、人民公社管理、贫下中农组织管理、中国农业银行管理、县级与市级联社管理、市人民政府管理和中国人民银行监管、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等体制变迁。从1983年至2004年，江南市农村信用社则经历了三次管理体制改革。第一次改革始于1983年，主要内容是恢复和加强信用社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简称“三性”）。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坚持农村信用社合作金融组织的性质。在这次管理体制改革中，其影响最深远的当属建立县级农村信用合作联社。1984年8月6日，国务院正式批转中国农业银行《关于改革信用合作社管理体制的报告》，推动了全市农村信用社恢复“三性”和创建县级联社的改革工作。至1987年底，江南市建立县级联社39家，农村信用社由一级法人变为了两级法人经营模式。第二次改革始于1996年，主要内容是农村信用社在接受农业银行管理领导16年后，与农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并按合作制原则进行规范。从此，江南市农村信用社走上了独立发展的历史大舞台。1999年6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在《关于印发<关于组建农村信用合作社市（地）联合社的试点方案>等三个文件的通知》中指出：直辖市由于不设地区，所属县又不设人民银行，可考虑在区（县）联社基础上组建市级社。同年8月16日，江南市政府批准成立“江南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这也标志着江南市农村信用社由两级法人变为了三级法人，即乡镇级法人、区县级法人、省市级法人。江南市农村信用社第三次改革始于2003年，主要内容是产权制度和管理体制改革。其改革的核心是产权制度，而最为重要的则是组织形式的嬗变。启动了全市农村信用社以区、县（自治县、市）为单位统一法人（简称“统一县级法人”）改革试点工作。全市农村信用社“统一县级法人”改革，其实就是取消乡镇级信用社法人资格，只保留区县级法人、省市级法人，又从三级法人改革为两级法人，于2004年5月完成。在所有改革试点省、市中，江南市创造了“三个第一”：第一个制定、上报改革方案；第一个获批改革方案；第一个全部达到票据发行条件，并获中央银行票据24亿元。时任国务院分管金融工作常务副总理在全国农村信用社改革工作会上，肯定“江南市农村信用社产权制度改革走到了全国前列”。农信社作为银行业金融机构，简述完其发展历程，很有必要向读者诸君隆重介绍金融机构都有哪些“管家婆”，即监管机构。很长一段时期，金融监管权属于中央直属的权利，由“一行三会”作为垂直管理机构行使，地方政府有属地管理权，而没有直接的金融监管权。后来，随着金融业的进一步发展，许多地方政府相继成立了金融办或者金融监管局，负责对本地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其作用主要是对“一行三会”进行补充监管，一些新兴的未纳入“一行三会”监管体制的金融行业，由金融办或者金融监管局负责监管，比如担保公司、贷款公司、投融资公司等，同时也承担着政府对一个地方的金融服务与发展职能，包括推进企业上市，帮助企业融资，稳定金融环境等一系列任务。“一行三会”是国内金融界对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这4家中国的金融监管部门的简称，此种叫法最早起源于2003年，“一行三会”构成了中国金融业分业监管的格局。“一行三会”均实行垂直管理。中国人民银行（又称“央行”），根据其职能概括为“发行的银行”“银行的银行”和“政府的银行”，其历史比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要早很多。1978年，人民银行从财政部独立出来。彼时，人民银行的中央银行职能和商业银行职能还没有得到区分。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颁布后，从法律上明确了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当局的职责。人民银行开始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同时也肩负起对包括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在内的整个中国金融业的监管职责。这期间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金融业属于混业监管时期。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加快，我国陆续成立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保监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银监会），中国金融监管逐步走向分业监管。1992年，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证监会相继成立。1995年，人民银行不再负责对证券公司的监管，交由证监会来行使。1998年，中国保险业的监管大权由中国人民银行移交到新成立的中国保监会。2003年，中国银监会正式挂牌成立，对银行业的监管由新成立的银监会来行使，人民银行不再肩负具体的金融监管职责，最重要的使命变成了维护金融稳定。中国银监会除了履行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监管外，还将对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监管。我国的金融机构包括银行业金融机构和非银行业金融机构两大类。银行业金融机构有：国有行、股份行、城商行、农商行、农合行、信用社、村镇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有：信托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消费金融公司和货币经纪公司等。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至此，正式形成了由人民银行负责货币政策，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实施分业监管的“一行三会”格局。通俗地说，一行“管钱”，三会“管事”。“一行”侧重于制定和执行金融宏观政策，发行货币。“三会”则侧重于行业的日常监管。中国人民银行是国务院领导下的组成部门之一，地位等同于外交部、教育部等。而“三会”是国务院直属机关，需要通过国务院授权才能履行相应的职能。调侃地说，中国人民银行是老妈，生了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兄弟，虽然把权分了，但地位还是比三兄弟高。2017年7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最终明确，成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金稳委）。2017年11月8日，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金稳委”正式成立，作为国务院统筹协调金融稳定和改革发展重大问题的议事协调机构，并由国务院分管财经金融的副总理担任主任。至此，新的金融政策与监管框架——“一委一行三会”正式确立。无论在机构定位，还是在职责定位上，“金稳委”都高于“一行三会”，发挥着统筹协调金融改革发展与监管的金融业“大总管”作用。“一行三会”也从分业监管逐步进入协调监管阶段，我国金融监管进入一个新时代。2018年3月13日，根据国务院发布的机构改革方案，银监会和保监会合并，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至此，“一行三会”成为历史，“一委一行两会”形成新的监管格局。多年后，秦城一位金融圈外的朋友轻蔑地问过：“秦城，你们银行业的人均薪酬很高，我觉得有些名不符实。”

“我问你，你们银行到底有什么了不得的作用？”

秦城回答道：“兄弟，我们银行和保险、信托、券商、基金等都属于金融业。”

“因此，你想知道银行有什么作用，就有必要首先知道金融的作用。”

“金融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资金融通，就是资金中介，就是将资金从富裕者手中，转移至资金短缺者手中。”

“通俗地说，金融就是募集客户资金，放贷给企业，助推企业发展，最后助力整个经济社会的繁荣。”

“因此，人们常说，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银行一词源于意大利语Banco，意思是‘板凳’。”

“在当时从事货币鉴别和货币交换的场所条件简陋，办事处只有‘一条长凳’。”

“英语转化为bank，意思是‘存放钱的柜子’，早期的银行家被称为‘坐长板凳的人’。”

“我们的汉语译作‘银行’，是因为中国曾以‘银’为通用货币，经商的店铺称为‘行’的缘故。”

“中国的银行产生较晚。”

“较早的是南北朝时的寺庙典当业。”

“到了唐代，出现了类似汇票的‘飞钱’，这是中国最早的汇兑业务。”

“北宋真宗时，由四川富商发行的交子，成为中国早期的纸币。”

“到了明清以后，当铺是中国主要的信用机构。”

“明末，一些较大的经营银钱兑换业的钱铺发展成为银庄。”

“银庄产生初期，除兑换银钱外，还从事放贷，到了清代，才逐渐开办存款、汇兑业务，但最终在清政府的限制和外国银行的压迫下，走向衰落。”

“中国近代银行业，是在19世纪中叶外国资本主义银行入侵之后才兴起的。”

“最早到中国来的外国银行是英商东方银行，其后各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来华设立银行。”

“在华外国银行虽给中国国民经济带来巨大破坏，但在客观上也对中国银行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刺激作用。”

“为了摆脱外国银行支配，清政府于1897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国通商银行，标志着中国现代银行的产生。”

“理论地说，银行是在商品交换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产生的，它是为满足生产与扩大再生产、汇划清算与内外贸易、货币融资与资本市场、金融产品与中介服务等需求而发展形成的一种金融组织。”

“通俗地讲，中国的商业银行是指依法设立的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等业务的企业法人。”

“银行是经济中最为重要的金融机构之一。”

为什么说金融业很重要？多年后，秦城读到过“李约瑟之谜”，令自己茅塞顿开。为什么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谜，也称李约瑟问题。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Needham，1900年-1995年）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中国人称之为李约瑟之谜、李约瑟之问。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第一段是：为何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中国的政教分离现象、文官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流派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第二段是：为何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众所周知，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技术上也曾有过令人自豪的成就，领跑了全世界数千年。除了四大发明外，其他科学发明和发现也有不少。然而，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却江河日下，跌入窘境。据有关资料统计，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骤降为只占0.4%。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这就是李约瑟觉得不可思议，久久不得其解的难题。这也是一个令许多中外学者百思不得其解的难题。李约瑟之谜，十分耐人寻味，各种观点，众说纷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