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李约瑟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中国人有欧美的具体环境，而不是处于一个广大的、北面被沙漠切断，西面是寒冷的雪山，南面是丛林，东面是宽广的海洋的这样一个地区，那情况将会完全不同。那将是中国人，而不是欧洲人发明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历史上伟大人物的名字将是中国人的名字，而不是伽利略、牛顿和哈维等人的名字。”

李约瑟甚至说，如果那样，将是欧洲人学习中国的象形文字，以便学习科学技术，而不是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语言。秦城更认可的一个观点是：“这是因为中国历代金融都很落后，人类社会的每一次重大转折和进步，金融都起到了重要的催化助推作用。”

几个世纪以来，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崛起了9个世界性大国，它们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和美国。它们崛起的原因和背景各不相同，但金融在它们的崛起中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华尔街革命性地向公众发售战争国债，为战争进行了大规模的融资活动，北方政府最终取得胜利。战争结束后，新政府一穷二白，俨然一个破产国家，加上当时政府税收极少，维系战争债务的唯一办法就是以“新债”还“旧债”，导致当时整个金融市场混乱不堪，经济萧条，人们对美国前途没有信心，合众国的命运岌岌可危。为了挽救美国，1790年1月，33岁的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向国会递交一份债务重组计划，要求按面值100%兑现在1788年宪法通过之前发行的所有公债，包括联邦与地方政府发的各种战争债、独立战争军队签的各类借条，所有债务由联邦政府全额承担，联邦政府发行三只可以自由交易的新债券，取代原来各种战争债券，实现债务证券化，大大简化新国家的债务局面，三只债券成为反映美国未来前景的晴雨表，债券价格就是市场对美国未来的定价。汉密尔顿兑现所有战争债的承诺，振奋了市场对美国未来的信心，使这些债券价格随即猛涨，美国资本市场一发不可收拾，交易非常活跃。1803年，美国政府通过向国内外投资者发公债，融资买下路易斯安那，使美国领土面积翻倍。证券市场就这样为美国的成长铺路，为之后的工业革命、科技创新服务。科技创新和其产业化需要金融的支持，已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共识。科技创新贯穿美国崛起的始终，美国之所以崛起为超级大国，很大部分原因是美国的科技创新，科技创新对美国经济产生了无比深刻的影响，尤其是推动了高科技成果转化，极大提高人民的生活便利性，对美国产业结构升级以及整个国家的快速经济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20世纪高科技领域中的许多成果，从50年代半导体材料、70年代的微型计算机、80年代的生物工程技术、90年代IT产业的兴起，无一不是在美国的积极推动下，完成创新技术产业化并创造出巨大经济效益的。正是美国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为不同的投资者提供多样化的退出路径，为美国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使美国在国际分工中牢牢掌握了主动权，取得了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进一步成为当今世界的超级大国。因此，美国能在短短200年的时间里从一个荒原殖民地变成当今世界的超级大国，金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金融软肋”曾经带给中国耻辱。甲午战争后，中国必须向日本支付2亿两银子的赔款。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清政府被迫签定庚子条约，赔款4.5亿两白银。19世纪90年代的时候，清政府一年的所有税收大约8千万两，2亿两甲午赔款相当于清政府当时两年半的税收。而庚子赔款的4.5个亿，就差不多是清政府6年的全部税收了。甲午赔款的协议规定，清政府必须两年以后交清赔款。这简直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清政府可以有这样几个选择：第一，发国债；第二，借外债；第三，卖土地，也就是向日本割让更多的领土。借外债、卖土地将招致国人的痛骂。因此，当时清政府选择通过发国债来解决这个问题。1895年至1897年间试过发行1亿两银子的名叫“昭信股份”的国债，利息5%。可由于当时中国并没有自己的银行体系，也没有投资银行，国债的销售谈何容易！试过一段时间，只销售了1000多万两银子的国债，就被迫停止。最后清政府被逼无奈，不得不向法国、英国、德国、俄国等一些国家的银行借外债。借外债与在本国国内发债有很大的差别。外国投资者或银行的权益怎么保护？即使可以给予外国银行抵押，但是拿什么做抵押呢？拿土地、房产，比如故宫等作抵押物吧，如果清政府无力偿还借款，迫于中国老百姓的反对声，外国投资者或银行是不可能将故宫拿来抵债而强制占有。因此，清政府想借外债，就必须给外国投资者或银行提供可以接受的质押品，这种质押品不可以是不动产，惟一可行的质押品只能是某种现金流权益。当时清政府的现金流只有税收。从金融契约的监督执行角度而言，因为外方的投资者和银行不可能派人去接管中国的地租、地税，所以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中外最后达成了共识：用海关的关税作为质押品。因为当时的关税只在几个口岸征收，比较集中，方便验证。特别是通过英国人掌管中国海关，负责监督和管理关税的收入流，增加了海关关税作为抵押品对中外双方的可接受程度。这对中国是很不公平的事情，因为同样侵犯了我们的主权。但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安排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当年中国的金融业不发达逼出来的。后来的庚子赔款也使清政府面对同样的情况。这两项天价赔款，在很大程度上迫使清政府最后破产，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当时中国金融市场不发达。金融市场，是通过金融工具交易进行资金融通的场所与行为的总和。换句话说，金融市场，是指以货币资金、有价证券为交易对象的市场。按交易工具的不同期限，金融市场分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金融市场发达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资本市场。资本市场的基本功能就是融资功能。资本市场在资本供给方和资本需求方之间建立一种信用关系，同时也为资本供求双方提供了交易的平台。我们都知道，企业发展离不开资本的驱动。每个企业都要经历起步创业、成长扩张、持续经营等发展历程，企业的发展永远与融资和投资相伴。资本市场由银行中长期信贷市场和有价证券市场构成。银行中长期信贷市场，是指银行通过信贷方式向企业或项目提供融资，直接向借款人发放中长期贷款的市场形式。有价证券市场，是各种有价证券（包括股票、政府债券和公司债券等）的发行和买卖场所，包括证券交易所、证券机构的柜台市场。有一个发达的资本市场，是一个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之一。比如，目前头号强国美国就有全世界最发达的资本市场，据此，美国才可以薅全世界的羊毛，美国应对经济衰退的卑鄙手段就是大量印钞，让全世界为其买单。资本的力量是很牛逼的，是很可怕的。资本可以控制政治，像喂狗那样收买和驯服官员。资本可以控制军队，让军队听钱的话，乖乖地跟钱走。资本可以通过控制金钱的流动，制造金融奴隶制，奴役一切劳动力阶层，制造出资本家。资本可以干死实体经济。……西方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马克思的《资本论》，都看到了资本的力量。因此，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必须有强大的金融系统支撑。农村金融是金融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农村金融机构主要包括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以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为主体，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参与的农村金融体系。我国农业信贷组织形式、模式及运行机制都是基于一定理论基础之上的。农业信贷属于农村金融的一部分，因此农村金融理论的发展影响着农业信贷的发展。而农村金融理论必然受到现代金融发展理论及政策主张的影响。在农村金融理论的演变过程中，主要有农业信贷补贴论、农村金融市场论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三个学派。20世纪8O年代以前，农业信贷补贴论，一直是农村金融理论界的主流，与凯恩斯主义主张一致，强调政府干预在农村金融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其代表人物有哈索蒂（M.Hasody）和刘易斯（W.A.Lewis）。农业信贷就像是一个先天残疾的人，需要吃政府的补助。该理论认为：由于农业的弱质性和农业信贷分散、小额交易的高成本和高风险，很少有金融机构愿意提供农业信贷，农村普遍面临的是资金不足的矛盾，为补偿农村信贷机构的损失，很有必要就农业信贷进行补贴；另外，由于农业与其他产业存在收入差距，对农业的融资利率应比其他产业低，政府财政应该提供补贴，让农村金融机构降低利率。该理论因此得出结论：为增加农业生产和缓解农村贫困，有必要从农村外部注入政府财政政策性资金、并建立非营利性的专门金融机构来进行资金分配。具体的运作模式：政府财政通过银行的农村支行和农业信用合作组织，将大量低息的政策性资金注入农村。同时，以贫困阶层为目标的专项贷款也兴盛一时。但农业信贷补贴论存在重大缺陷，主要表现在：第一，如果农民可以持续获得廉价资金的预期，那么农民就缺乏储蓄存款的动力，这使得信贷机构无法组织到农村储蓄存款，以建立自己的资金来源，从而农业信贷就成为纯粹的财政压力。第二，由于农村贷款机构执行低的贷款利率上限，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必然会“嫌贫爱富”，就会偏向于照顾大农户，不愿贷款给小农户。其后果是：官方的低息贷款的主要受益人不是农村的穷人，低息贷款的补贴被集中并转移到使用大笔贷款的较富有的农民身上，反而使农村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第三，政府支持的、不具有多少经营责任的农村信贷机构，不以盈利为目标，官僚气息浓厚，花国家的钱不心疼，必然存在滥放贷款、催收贷款不力、形成大量的呆账和坏账等问题。事实上，对消除农村贫困贡献最大的，可能既不是贷款也不是存款，而是建立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农村金融机制。而农业信贷补贴政策，利用政府这支有形的手加以干预，会逐渐损害金融市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导致农村信贷机构活力的衰退，这最终使得农业信贷补贴政策是代价高昂，但收效甚微。后来的实践证明，这种政府较多干预的农村金融政策并不成功，它引发了资金回收率低、使用效率低下等一系列矛盾，加之对农村金融市场机制的忽视，致使农村金融循环发展的长效机制难以建立。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古典经济学派盛行，其崇尚新自由主义思想，主张“放松管制”和“金融自由化”的农村金融市场论逐渐替代了农业信贷补贴论。该理论是在对农业信贷补贴论批判的基础上产生的。它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认为农村金融资金的缺乏，并不是因为农民没有储蓄能力，而是由于农村金融体系中不合理的金融安排，如政府管制、利率控制等，抑制了其发展。这个理论认为，农村金融就像一个正常人，可以自食其力、自己养活自己。其主要理论与农业信贷补贴论完全相反：第一，农村居民以及贫困阶层是有储蓄能力的。对各类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的研究表明，只要提供存款的机会，即使贫困地区的小农户，也可以储蓄相当大数量的存款，因此，没有必要由外部向农村注入资金。第二，信贷低息政策，妨碍人们向金融机构存款，抑制了金融发展。第三，运用资金的外部依存度过高，是导致贷款回收率降低的重要因素。第四，由于农村资金拥有较多的机会成本，非正规金融的高利率是理所当然的。该理论完全依赖市场机制，极力反对政策性金融对市场的扭曲，特别强调利率的市场化。认为：利息补贴是重大缺陷，而利率自由化可以让农村金融中介机构，能够补偿其经营成本，这样就可以要求它们像金融实体那样运行，承担适当的利润限额；利率自由化也可以鼓励金融中介机构有效地动员农村储蓄，这将使它们更加不依赖于外部的资金来源，同时使它们有责任去管理自己的资金。其政策主张有：要发挥金融市场作用，减少政府干预，实现利率市场化，实现农村储蓄和资金供求的平衡；取消专项特定目标贷款制度，适当发展非正规金融市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