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迁都长安，与曹魏迁都邺城相比，其之间的难度不可同日而语。曹魏的邺城，有曹操时期遗留下来的魏王宫殿。而长安从东汉起，少有修缮，城门宫殿坍塌，又经历了数十年的战乱，早不复往昔的壮丽。

　　今大汉欲迁都长安，巴蜀士人便常以此言语来劝谏刘禅或堵塞其他提议迁都的官吏。

　　然而这些对刘禅来说，都不是什么大的问题。巴蜀士人本身就不是铁板一块，其中欲复兴大汉的人本身不少，许多巴地的官吏也不愿与蜀人混在一起，他们自己也有互相交流的圈子。

　　自诸葛亮去世后，刘禅平定荆交二州，以孙权为御，自身的威望在国内也达到了高点，话语权只高不低。而且对于迁都，除了部分的蜀人官吏外，凉州、陇右、关中、荆州的人都乐于见到都城迁往长安。

　　可以说迁都长安对蜀汉而言，其意见不同不是大事。其难点在于迁都上的规划以及如何迁都等一系列的问题上，因此大汉还需安排专门人手处理迁都的事务，如派遣关兴过去便是让其打打前站，看能否解决大汉在迁都上的疑难问题。

　　大汉迁都长安的问题，无非有三大点。

　　其一，关中仍未恢复生机，长安人口不多，迁都过去，其人口从而何来，便是一个问题；其二，城池荒废，宫殿破损，如何安置大汉皇室以及文武百官，亦是一个问题；其三，成都前往长安其路途上千里，蜀道崎岖难行，其数万人乃至十余万人的调度如何解决，也是一个大问题。

　　敲定迁都安排后，刘禅示意朝议继续。

　　“臣御史大夫董允，有事上奏。”

　　“准！”

　　御史大夫董允手持笏板，神情肃然地拱手说道：“臣奉陛下之诏，核查郡县隐藏户口、豪强不法之事，今有所得，特以上报……”

　　自三月刘禅下令核查各州郡县的户口问题，董允派出诸多属官前往西北地方上巡查情况，自己从尚书台以及州上调来案牍文件，追查数年前的上计问题。

　　花费长达近半年的核查后，董允根据属官的调查情况，以及地方上官吏的举报，渐渐发现了地方上的猫腻。董允发现西北地区有官吏渎职，对每岁的上计敷衍了事，且对于收受豪强的贿赂，甚至少数地方对早期大汉推行下去的限名田制置若寡闻。

　　其陇西郡县长庞盛四年以来的上计资料，根据以往的数据修改而来，荒废理政，问其户籍人数丁男、丁女等详细数据，知之甚少。

　　南安郡太守钟彬虽勤于治政，却与地方上豪强勾结。其在任三年间，收受大量贿赂，为其子置田宅，或购买牧场、果林致富。替豪强令狐氏隐藏户口，舞弊让令狐氏子弟入官。

　　之所以能发现钟彬腐败，还多依仗郡功曹东里雄向御史台属官暗中举报，这才能让御史台轻松地挖出钟彬不法证据。

　　在御史台发起的大规模调查之中，秦、凉二州之中有一位郡太守及五名县长被查出或大或小的不法事，皆被董允一一弹劾。其下属官吏罪责，早就以科律论处。

　　刘禅翻阅着董允递上来的奏疏，没有着急回复，而是目光落到司隶校尉马良身上，问道：“巴蜀地区严查情况如何？”

　　马良闻声而动，出列拱手答道：“启禀陛下，巴蜀久在京畿周围，太守多为奉法，与地方豪强违法乱纪者，多是县长。蜀中违法官吏，皆已被臣逮捕，下至监狱……。”

　　说着，马良瞥了眼杜琼，说道：“且不法氏族也已被逮捕，不论其背景如何。”

　　马良手握持节，麾下又有一千五百名的吏卒，凡事地方上查出隐户口以及兼并土地的案件，直接带兵上门去抓。不管其背景如何，不论其出身如何。其中就有抓到蜀郡杜氏杜琼的旁支杜岳，杜岳依仗太常杜琼的名声，狐假虎威，行违法乱纪之事。

　　马良上门时，他还试图让部曲、宾客抵抗，直接被马良带来的吏卒当场擒获，扔到监狱里，等秋后问斩。

　　其家眷需发配陇右时，杜琼念及族人之情，还准备救下，准备被马良当场怼了一顿，责问杜琼是否也隐藏户籍，是否与杜岳同流合污。杜琼不敢阻抗，硬着头皮敷衍几句，带着人便走了。

　　经过马良雷厉风行的大整治后，蜀中豪强为之胆颤，再次回想起诸葛亮执政时期，皆不敢行不法之事。在各级郡县长官的协作下，蜀中风气大为改善，往日在册百姓皆重归档案。

　　雷霆手段之下，亦有大汉的恩抚。在费祎的主持下，费诗及蜀中郡守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劝说下，脱漏军籍的数千名士卒重回军籍，免其无罪，只惩处罪重之人，安定了人心。

　　刘禅合上马良、董允所上的奏疏，叹了口气，说道：“自朕继位以来，多是爱民，没想到至今仍有此种之事发生，实令朕痛心啊！”

　　刘禅倒不是对吏治出现问题而难受，毕竟吏治的问题永远无法根除。其痛心之处在于部分百姓愿意入豪强、士族之下为宾客、佃户，却不愿在汉为民而感到难受。

　　虽然有豪强兼并土地的推动，但其归根到底，还是因为这些年频发的战事，导致大汉徭役以及赋税过重，百姓耕种时间减少，而赋税不减，这让贫穷的百姓不得不躲避赋税及徭役。

　　见状，蒋琬宽慰说道：“陛下仁以爱民，巴蜀百姓亦乃知之。然战事繁重，于农不利，百姓离散，隐没户籍，实属正常。若是赋税减轻，少发徭役，行名田之制，百姓自当安居。”

　　实如蒋琬所言，大汉虽减少赋税，但亦不过比魏吴好些，但与安定时期相比，还是颇重。还需减免赋税以及少发徭役。

　　如人头税即口赋，两汉和平年间，钱出二十，从七岁起征收。汉武帝时期，因对匈奴战事，缺少支出，七岁降到三岁征收，且在二十钱的基础上，多征收三钱，作为军马粮刍的费用。

　　到了汉末时期，口赋从一岁开始起征收，百姓多不敢申报家中子嗣，因此战乱时期每户的人口在减少。对此三国政府也采取了统一的政策，即用户税取代个人的人头税，来降低在册人口的减少所带来的影响。

　　大汉数年前推行限名田制亦是如此，实施户调，辅之田租。同时为繁衍人口，大汉降低或免去未成年少男少女的部分田税。但根本上只是降低了些许的赋税，就如同后世万元房价，减少了几百元或千元一样，没有质上的变化。

　　不过总的来说，相比之前大汉是有进步的。接下来等到荆、湘、交三州安定之后，三州赋税上交，田租入库，大汉或许还可以再进一步的减轻对国内百姓的压榨，赋税减少之后，对于巴蜀以及西北地区上的经济以及人口恢复多有裨益。

　　沉吟少许，刘禅看向蒋琬，问道：“尚书令，今后数年，国不举兵，以修养生机为上。是故朕欲减免赋税，滋生人口，让百姓得一旦夕之安乐，何如？”

　　蒋琬听出了刘禅的意思，拱手答道：“陛下心怀百姓，臣当遵之。”

　　刘禅这几年不动兵，减少赋税，乃是从根本上为大汉考虑。从攻略河东失败，大汉连续三、四年发十万规模的大军远征，不仅耗尽了过往积蓄，也使得国内百姓穷困，或让贫穷百姓逃避赋税、徭役。

　　再这么打下去，基本会伤了大汉的筋骨。积蓄几年，百姓有余粮，国有存粮，再发动战争，也是磨刀不误砍柴工。

　　至于休养生息的时间，刘禅心里也有谱，就是之前和邓艾所言，少则三年，多则五年。三到五年可非刘禅拍脑袋而来，按照农业时代的定律，如《盐铁论》所言：“故三年耕而有一年之蓄，九年耕而有三年之蓄。”

　　也就是说百姓三年正常的耕种，能有一年积累下来的口粮，这些口粮用于防范突如其来的灾难或是人祸。

　　当大汉积蓄三年出兵，也就意味着百姓手上有了盈余的粮草，即便因战事，荒废了耕种，田亩歉收了些许，不至于导致百姓穷困，从而发生躲避赋税的事情。这样也不会导致出现在册人口或户数的减少，不从根本上损伤大汉。

　　刘禅微微颔首，说道：“既然如此，减免赋税之议交由蒋卿草拟，尽快布之于天下，以让百姓知我大汉恩典。”

　　“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