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刘春萍到了十五岁那年，张梅就让她报名参加生产队劳动。生产队对男女青年参加队里劳动工分有个评定标准.一般从十四岁就可以开始参加评分活动了，平分从1分起评，最高可达10分，分五个级别，每年可以评定一次，每个队里全体队员都有权参加打分活动，从来没有参加过生产队劳动的人初次评工分都会比较低。但有时也会有破例的，比如队长、会计、保管员的个别家属在初次评定时，都很有可能获得高分。这些子女的初评分（第一次初评分数叫底分，以后每年评一次叫加分）一开始就从3分开始起评，个别的最高干脆就从5分起步。用生产队的行话来说，他一进生产队就是“半个正劳力。”

生产队一般会给每个农户的男劳力分配一个或者多个“正劳力”也就是说他的工分是达到最高的级别10分，家里没有成年男丁的家庭，适当照顾女农主一下，但就算你每天干的活比男人多，工分也是不能给足10分的，一般是9分。农户如果家里男孩子长大成人了，又陆续几年都参加了生产队的劳动，那么就可以上升到最高分的10分。生产队里也不会讲求绝对的公平，有在队里兼顾职务的社员一般都会得到一些照顾，比如评定的工分高，干活分配到的工种轻松快活，看上去这些好像都是公平合理的，但势力薄弱的家庭，明显就吃了哑巴亏。你手头活儿最好，力气最大，农技最高，活儿干得最多最漂亮也只与别人拿一样的10分。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社员是不能评头品足的。一年到头所付出的劳动与他所得的收益不能成正比也是很正常的，评低分家庭所分配到的粮食有时候是养活不了一家子人。这样生产队里的劳动积极性就不会太高，就会有‘出工不出力现象存在。工分一年统计下来总分不高的农户，就算每天不旷工，到头来分配到粮食连自己都还不够吃，如果是多子女家庭这个情况就更加雪上加霜。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自然就会爆发。刘春萍底分评了个2分，也就是她一天随队里社员一起出去干活，可以得到2分的工分。这么低的工分评给她自然是有些不合情理的，但没有人会替她鸣不平。张梅这几年生活压力大，心态失衡，再加上她的第二个老公吴运国又好吃懒做，从进生产队给他的10分工分干了不到一年就被降到了8分。张梅就对生产队中的所有干部都有了意见。平时难免会在背后说他们一些坏话，而这些坏话又会通过各种不同渠道传递到这些领导的耳朵里去。张梅渐渐就被生产队多数人孤立起来，就连队里最普通的社员都不愿意与她同组一起干活，怕受到牵连。于是队里就更没有人站出来替她这一家子人说话了。张春萍心里感到十分委屈，比如她随生产队的人一起出去劳动，队长都安排她与母亲的组在一起干活。她母亲这个组干的农活都并不轻松，她母亲的工分是7分，她的工分是2分，连吴运国的8分，一家三个劳动力在队里干一天活，只能拿到17分总分；而队长家同样三个人，队长工分是10分，他儿子也是10分，他老婆是8分。今天队长老婆所干的活是替生产队守护水闸门放水，他自己去公社里开会，儿子上山伐木，一天下来可以拿到28分的总工分；再看张梅一家，老公挑粪水上山地里施红薯肥，张梅和春萍去山地里去刨红薯草。一天工分比较，队长家积28分，张梅家积17分工分，按一分工分值5分钱来计算，队长家三人一天收入是1.40元，而张梅家一天的收入是0.85元，如果按生产队粮食分配来计算，假如一分工分可以换算成1斤稻谷2斤玉米的话，那么张梅家一家三个劳力付出了同样的劳动时间获得的价值是队长家一天可以拿28斤稻谷56斤玉米，而张梅家一天的回报是17斤稻谷34斤玉米，且不论所分工时还有工种轻松与繁重的差别，一家一天输出相同的人力成本，收入却已拉开了一大截距离。张梅对生产队给予女儿的不公平待遇意见很大，自己男人又没有能力与别人处理好干群关系。于是她把在生产队所遭遇的种种不公的怒火都发泄到自己的男人身上去。张梅闲着无事时，就会将吴运国拿来与刘德海比较，越觉得吴运国一无是处，又不听话，而刘德海什么都好。吴运国是周金兰夫妇介绍来的，张梅与吴运国关系紧张，时间一长，周金兰自然也会听到一些埋怨的话。这样一来，周金兰也会渐渐地心里有了气。于是，两家的关系慢慢地就疏远了起来。张春萍对自己的家庭也感到无比失望。至亲至爱的爸爸走了，手足情深的妹妹也走了，弟弟年幼无知，来了个叔叔本以为他能为这个家庭重新带来温暖和欢笑，却想象不到事与愿违，幸福的希望竟越来越渺茫起来。这个叔叔自进了家门，母亲与邻居的矛盾就越来越深。大伯母周金兰已很少上她家里来坐了，母亲与叔叔的口水战总是没完没了起来。叔叔像变了个人似的露出了本来的面目，初来时的轻言细语已经听不到了，换之他的粗言秽语却张口就来，对刘春萍也不避讳。母亲的絮叨和责备与日俱增。张春萍本想一走了之，但每次看见母亲绝望的眼神，弟弟惊慌失措的那份恐惧，她又只能忍受下来，默默地接受这个不再有欢歌笑语的家庭。刘春萍有时也恨自己太过于软弱，就比如在生产队劳动，作为一个年轻的姑娘，对队里安排的工作都是言听计从，从来没有反对过。那些与自己同队的年轻女青年，都安排干同样的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