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非攻》说：“禹亲把天之瑞信，以征有苗。”

天之瑞信，就是代表神圣天意的瑞玉符信，当为某种信仰中被神化的玉礼器。 同时说明当时处在古鄂州之地的苗蛮部落是一个与玉媲美的族群。在古鄂州人的心目中，玉融天地之灵气，和日月之精华，具有温润洁净、晶莹剔透、精光内蕴、厚重不迁的美好自然属性。古鄂州之地的先人们对玉的选择是个漫长的过程，从不识到接触认识、到有了心灵的共鸣、到奉为神的使者、到成为祭坛的神灵代表，从粗糙制型到繁琐图案雕刻，从简单象形刻画到多层次艺术表达，无不体现出古人在不断的探索发展进步，不断的演变选取玉石的加工，不断的深化雕刻技艺。古鄂州之地的先人类认识玉石从装饰审美阶段，最简单的器型就是打孔随型佩戴。当把饰品磨去了边角而逐渐由了弧度的器型，也就出现了最初的“璧”。然后随着生产力的不断进步，以及人口增长和粮食充足，使得一部分古鄂州人可以进行更细致的社会劳动分工，使得一部分人脱离基本生活需求的生产活动，而从事更高级的一些社会活动，例如社会管理、艺术品的创造、手工业的生产，专门从事战争等。不同的社会阶层出现，也使得人类社会结构产生巨大变化，这些变化直接导致了文明社会的出现。人口不断增加，有了丰富的食物，使一部分人能够脱离农业生产，走向专业化生产的到路，从而促进了手工业分工，也加快了文化进程的发展到了夏朝时期的古鄂州的人们已经不满足于简单的生活方式，开始有了精神生活追求。在此基础上，原始宗教开始萌生，与之相适应的祭坛、巫觋和用玉、石打制的礼器相继问世。甚至还出现了体现思维智慧的原始刻符文字和图腾纹饰。而在长江流域的古鄂州，是最早进入玉器时代的地区之一，采天地之精华而获得的玉料， 与当地先民宗教意识和信仰相适应，精心制作成天圆地方、外方内圆的玉琮。出于古代先民世界观和宗教意识而制作的玉琮，因其材质优良，造型精美，做工精细，寓意完美，必然成为那个时代沟通天地、祭祀天地的最佳信物。毫无疑义，宗教凝聚族群人心的作用是显著的，宗教权威和特权也是强有力的，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也一定是强势文化。据《山海经》“西山经”祭山记载，古鄂州之地的苗蛮在一次祀神时用的玉器多达一百块玉珪（长条形，上端作三角形，下端正方。远古初期祭祀、丧葬之用，后为权利者象征）和一百块玉璧。至于到底是否用没用这么多玉器我们无从考证，但必须承认的是用多块玉璧。如此多玉璧必须的摆放方式必然是重叠垒砌摆放，同样必然有大小（受条件限制，加工工具限制，选料大小限制），说明古鄂州人对玉的崇拜和热爱。古鄂州苗蛮人使用过的玉器数量众多，而且分布比较散乱，主要出自石家河遗址大中型墓葬中。这一时期的玉器品种又有了新的发展，作为工具和武器的实用性玉器较少，而转以祭祀、佩玩或仪仗用器为主。总体来说，古鄂州之地的苗蛮人的玉器按其功能，可分为礼仪器、装饰品和实用器三大类，而有记载的夏代玉器中礼仪器也主要有圭、戈、钺、牙璋、刀、柄形器等。“合诸侯于琮山，执玉帛者万国。”

古鄂州苗蛮的礼仪玉器中，兵器形玉器占了重要地位。多孔玉刀是苗蛮玉器的主要器形之一，穿孔扁平长条梯形，是其基本特征，早晚有所区别，并有自身的演变规律，形体由小到大，最大的长达 70厘米左右；形态由不规矩到规矩如一，由厚薄不一到均匀一致；穿孔由少到多，由不规范到等距、大小一致排列；双斜肩，由不对称到左右对称，由无齿牙到左右均出对称齿牙；表面由光洁无纹，到阴刻规范的细线纹。古代文献记载，我国东南民族在远古三代时期曾大量使用礼仪玉圭，而考古发现既然很少。事实上，通过检索考古出土玉器资料，古鄂州之地均有夏朝早期玉圭出土，而且数量不少，品质一流，有的还刻有鹰鸟、兽面等神秘图像。古鄂州之地玉圭表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形若锛，可能源于此，大小、形态相似性大于相异性，长20厘米，宽5厘米，厚0.5厘米左右，扁平长条形，钝端对穿一孔或双孔，带圭首，有尖、平之分，既有光素无纹者，更多的是钝端装饰纹样、图像，有突弦纹、回纹、兽面纹、鹰纹等，是夏代苗蛮祭祀装饰最丰富的一种玉器，说明其极其重要。温润灵透的玉石，自古以来就深受国人喜爱。我国的玉石收藏品鉴文化业已流传千年，沉淀了深厚的文化艺术底蕴。总之，古鄂州之地苗蛮人的玉器造型，在继承中更注重创新，突出强调了玉器的礼仪性功能。如玉圭和玉琮在造型上讲究对称和规整，器形普遍大而薄，具有古朴庄重的审美特征，一方面表达对神的敬意，另一方面则是人自身权力和身份的象征，蕴含着礼的精神特质。在造型装饰上的表达也能与时俱进，轮廓和线条流畅，并开始使用镶嵌绿松石的工艺，进一步丰富了夏代玉器的审美表现力。4000年时光漫漫。隔着这些沾满尘土、毫无光泽的骨头、陶器与螺壳，今天的我们得以窥见那个遥远时代人们的部分生活。仿佛历史的尘烟散开，千年之前的人们都生动鲜活了起来，这便是学习历史的魅力与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