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古时期是个信息不怎么发达年代，刚刚登基的新皇舜帝对于鲧与樊国渊源知之甚少，加上荆蛮一带不听中央号令的乱民还需要樊国这个冤大头来制衡，对于樊国在其封地南边荆襄一带的军事行动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被流放的罪臣鲧之子夏禹就是在樊国避护下长大的，在荆蛮生活的这段时间里，禹从擅长和水打交道的鄂地人民的经验中学习到了如何治水，他发现居住长江水系主流、支流附近荆蛮人民，雨季来临的时候会把主流加深加宽，把支流疏通，与主流相接，使所有支流的水流向主流。另外，为了防止洪水猛兽，荆蛮一带有些居民还会把自己居住的位置选在地势较高的地方，用并用石头高高围起来，且只留一两个门出入，尤其是和水域接触比较靠近的地段，把原来的高处培修使它更高，把原来的低地疏浚使它更深，便自然形成了陆地和湖泽。他们把这些大小湖泽与大小支流连结起来，洪水就能畅通无阻地流向主河道了。从现代考古证据中发现太古时期的长江中游的城垣断面多为梯形或者等腰三角形，城外也是修有与自然河道相连的宽大壕沟。为了减轻洪水的冲击力，这里城墙外侧陡直，内侧呈斜坡状，城门也是修成斜坡形，整个城池内高外低，其落差最高可达5米。随后，大禹总结他父亲鲧教训的基础上，他开辟出一套堵截、疏通、防御相结合的方法，并以当时江汉平原和长江流域为实验基地，通过上述办法多次成功挡住了荆蛮流域一带的洪水肆虐。长江流域的洪水治理成功之后，大禹部落还将从中原富庶地方的各种高科技毫无保留传授给了鄂地的人民群众和关系比较好的封国，比如把炎黄部落的稻种子无偿发给人们，并组织人们利用水土去发展农业生产，教授他们在低温的地方种植水稻；同时还教大家种植不同品种的作物；还在湖泊中养殖鱼类、鹅鸭，种植蒲草，这样一来原先犹如猛兽的水害变成了水利。与此同时，深受其害的长江流域各大封国和诸侯得到好处后，就以大禹部落马首是瞻了，相当于大禹在青年时期就已经收服了长江流域诸侯们，对于这位曾经皇族后裔，久居穷山恶水的荆蛮当然也是乐于与其交往的。有了一定支持和民心后，大禹就开始盘算着如何重回权利中心为父亲洗刷罪名和冤屈，这个时候一向在荆蛮之地不受约束的三苗国便成了一颗棋子，大禹部落智囊团们便用计怂恿三苗国大举进攻炎黄部落嫡系封国诸侯们，然后自己率部便伪装成正义之师过去帮忙清剿，当然为了配合演戏，大禹正义之师一到，三苗国立马配合的败退逃走。如此一来，大禹行为和事迹便陆陆续续从荆襄一带迅速传到了当权着舜帝耳中，正好当时黄河一带又再一次爆发洪水灾害，在得知曾经鲧的后代禹是个治水能手后，且还将长江流域水患治理得相当出色，当即毫不犹豫选择了启用他去治理黄河，反正治理失败了就去和其父鲧团聚就行了。自古帝王之术从来都是鲜血淋漓的！对于舜帝良苦用心，大禹当然是心知肚明的！为一血前耻，大禹亲自率领徒众和百姓治水，一心扑在治水上，起早贪黑，兢兢业业，露宿野餐，粗衣淡饭，风里来雨里去，为了治水其三入家门而不入，扎扎实实地劳动着。通过三年身先士卒带头凿山通泽，疏导河流，终于治服了洪水，使天下人民安居乐业。当比之时，“四海之内咸戴大禹之功”，“天下明德皆自大禹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清平局面。真不知道这些生活年代距离我们更久远的中国先民们，在只有石器、木器等简陋工具的条件下，是如何治理住了洪水的泛滥和肆虐的。在良渚文化遗址（前2000-3300年）考古人员发现当时华夏民族壕筑堤的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在良渚古城内外侧，皆有一条环壕，宽度在20-50米不等，内外壕沟之间，是一条环状的圆角型堤坝——或者称为城墙更合适，其周长近6千米，高4米，平均宽度在40-60米之间，最宽处竟有150米（西安城墙的10倍）！另外，在城墙底部还铺垫了一层厚约20厘米的青胶泥，最上层堆筑有黄泥，中间则夹杂着一层30-40厘米厚的碎石。在良渚古城的外围，还存在着一个依山而建，由11个水坝、3个水库组成的高、低坝水利系统，其蓄水量可达6000万立方米的巨大水利系统。经过后期技术现场勘探，人们发现这些水坝可以阻挡短期内870毫米的连续降雨，足以抵挡台风季节的特大暴雨。可见，最迟在5000年前，中国已经具备十分先进的防洪泄水技术了，大禹有可能总结利用了前人技术经验治理好了当时洪涝灾害。“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乃差地设征，降民监德，乃自作配乡（享）民，成父母。”

这是来自遂公盨（西周中晚期）内底的一段铭文，也是有关大禹治水的最早实物记载。总之，最后大禹因治水有功，按照先前的约定，以及当时民心向往，舜随即依约颁布命令任禹为司空，至此禹利用荆蛮势力成功再次回到了权利中心。